《遠古生命的守望者：李星學傳》：
　　斯行健也曾配合石油地質調查而去陜北考察和采集標本。后來寫成《陜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群》一書。在結論中，他率先指出中國中生代植物群的演替規(guī)律，并提出了從植物進化的觀點劃分中國中生代陸相地層的方案。這些都是他急生產之急，把多年來從事中國古植物、陸相地層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觀點加以發(fā)展、補充的總結，也是他研究工作的結晶。李星學在仔細研讀這部著作的基礎上，于1957年在《科學通報》上發(fā)表了《陜北延長層植物群》，對這一研究成果進行了評述。
　　斯行健一貫主張研究就是為了創(chuàng)新，這就需要不斷探索。他既重視文獻的作用，又反對受其束縛。早在1929年，他就敢于向權威挑戰(zhàn)，寫出論文《校正欣克所著東亞石炭二疊紀植物》，接著又提出東亞中生代的主要造煤時期早于西歐的觀點。這一認識后來雖有發(fā)展，但是開始比西歐早，這是事實。解放年前，在中國地質資料還很不足的情況下，能夠做到這點已是十分可貴了。在他以后的研究生涯中，富于探索的事例比比皆是。從闡明各地區(qū)、各時代的植物群面貌到總結其演替規(guī)律及提出有關地層的對比、劃分方案，無處不凝聚著他的心血，他的探索一貫是以充分的科學依據(jù)作為前提。
　　20世紀40年代末，斯行健赴美進行學術交流時，專門擠出時間，與被子植物化石方面專家切磋，他自認為在被子植物研究上存在欠缺，這為他日后開拓新生代植物的研究做好了準備。50年代，中國孢粉化石研究尚未起步，而國際上經過20年的研究已顯示出了其生命力。斯行健預見到它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潛在價值，盡管具體研究已無暇兼顧，他還是盡可能地做了些探索，撰文進行介紹、倡導。當時有關孢粉化石研究的專業(yè)書籍很少，他查閱了相關的外文文獻并進行翻譯，幫助其他人從事這項研究。晚年他在工作中，每有心得即主動進行講解，鼓勵年輕人進行探索。他常說，做學問就得日夜去想，連做夢都要想到化石才行。正是這種執(zhí)著的追求和不斷地探索，引導著他，也影響著他的學生尋求科學的結論。李星學在長期的研究工作中，正是遵循了科學探索的精神，受益終生。李星學晚年在總結自己的研究成就時，就多次強調了積極探索的重要性，還指出了探索需從“由表及里綜合分析”和“內外結合博采眾長”兩個方面著手，才能取得滿意的結果。對于研究的結果和意義，斯行健主張實事求是地談到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可，反對做不適當?shù)男麚P。他在晚年多次告誡學生，科學要有進展就得創(chuàng)新，后人修正前人也是十分正常的，這是歷史的進步，否則科學就會停滯不前。他對學生們的不同意見總是虛懷若谷地傾聽、實事求是地討論。他也十分反對盲目崇洋，對于中國歷史上的杰出成就和創(chuàng)見非常重視，以滿懷民族自豪感的激情加以謳歌。在其代表作《陜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群》一書的序言里，斯行健滿懷激情地提到早在11世紀，中國宋代學者沈括就已記載了延安產有新蘆木（Neocalamites）化石的事實，還認識到它們是“曠古”以前的植物形成的，及其反映出當時氣候濕潤的現(xiàn)象。他熱情謳歌中國對化石的認識不僅比歐洲早了400多年，而且早在宋代“就知道用植物化石來推斷植物生存的氣候是不能不令人驚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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