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論史事
　　凌廷堪從讀書開始就酷愛讀史。當時的人評價他說：能夠涉獵各種歷史書籍，對于歷史掌故了如指掌，與學友談論史事滔滔不絕，即使談到常被人所忽略的史實，他也能洞察細微，尤其是對歷史的發(fā)展和歷代史家的各類評論有著與眾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歷史上曾經發(fā)生過的事件，作為史家的職責就是根據(jù)事實把它記錄下來，然后才能作出自己的評判。凌廷堪最痛恨的就是史家出于某種個人的喜好，對事實妄加褒貶。由于史書是要流傳給后世的人看的，不恰當?shù)脑u判會直接影響到后來的人對某一歷史事件的正確看法。
　　我們知道，儒家經典中的《春秋》一書，是中國歷史上魯國的編年史，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的歷史，后來經過了孔子的修訂，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在中國上古時期，春季和秋季是諸侯朝聘王室的時節(jié)。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書記載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發(fā)生的大事，因此“春秋”就成了史書的統(tǒng)稱。《春秋》最初原文僅一萬八千多字，現(xiàn)存版本則只有一萬六千多字。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井然有序。然而，就因為文字過于簡質，后人不易理解，所以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的“傳”相繼出現(xiàn)。其中左丘明的《春秋左氏傳》，公羊高的《春秋公羊傳》，穀梁喜的《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也被列入儒家經典。按照儒家的觀點，孔子編寫《春秋》其中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警戒那些亂臣賊子不可有覬覦王權的僭越之心。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边@說明孔子是根據(jù)歷史事件的性質、情形和結果而選用不同的字詞來表達對該事件的評價的，這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春秋筆法”。這里不妨舉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來領略一下所謂的“春秋筆法”�！洞呵铩酚涊d：
　　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對《春秋》這句經文隱含的褒貶用意的解釋是：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倍尾坏�，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這件事的原委是這樣的，魯隱公元年（前722），鄭國國君的弟弟共叔段圖謀奪取他哥哥鄭莊公的君位，莊公發(fā)現(xiàn)了段的不軌企圖后，便施巧計，采取欲擒故縱的手段，誘使共叔段得寸進尺，肆意妄為，愈加驕橫，最終使其陷入設下的圈套，并在一個稱之為鄢的地方，使用武力打敗了共叔段，迫使他倉皇出逃。通過《左傳》的解釋，我們可以體會到《春秋》的褒貶是非常明確的。共叔段是鄭伯的胞弟，但在行文中沒有寫出，為的是指責段對兄長的無禮；用“克”這個記錄兩國君主交戰(zhàn)的字來形容兩人的交戰(zhàn)，是對他們兄弟相殘的撻伐；用“鄭伯”而不稱國君，是譏諷鄭莊公沒有為國民樹立好的榜樣；在這種情況下段被打敗后應該寫他“出奔”，但此處沒有明寫，也就是暗寓著責難他的意思。這樣撰寫歷史的方法就叫“春秋筆法”。
　　按照“春秋筆法”這個寫史的標準，任何人只要作出與自己身份不符合的舉動，都將在史書上遭到嚴苛的批評甚至是定罪。所以《春秋》一書也就成為歷代史家借來臧否歷史人物、表達己見的媒介。對于這種上古流傳下來的歷史寫作方法，凌廷堪在《漢順帝論》一文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春秋》在褒貶歷史人物的同時是有寫作原則的，這個原則就是“為賢者諱”。如《春秋公羊傳》就解釋成“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意思是說對于尊者、親人和賢者的惡事、丑事，應該站在道義的立場上“隱惡揚善”。其實，所謂“隱惡揚善”，也就是對史實作有意識的加工和處理。比如，范曄編寫的《后漢書》對漢順帝的記述就是貶損居多，認為漢順帝不能自礪，不敢改革，而是倚重宦官與外戚，所以對他嚴加苛責。史載，漢安帝死后，閻皇后沒有兒子，于是先廢除了安帝的獨生子濟陰王劉保，然后找了個幼兒劉懿來做皇帝，想自己垂簾聽政，掌握朝政大權。劉懿做了七個月的皇帝就死了，宦官曹騰、孫程等十九人便發(fā)動宮廷政變，趕走了閻太后，將時年十歲的劉保擁立為帝（漢順帝），改元“永建”。隨之，參與擁立劉保的宦官全部得以加賞封侯。由于漢順帝的皇位是靠宦官得來的，加之年幼且性格溫和而軟弱，所以朝政大權也就交給了宦官。后來宦官們又與外戚梁氏勾結，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梁氏專權。
對于范曄對漢順帝的評價，凌廷堪十分不滿。他認為在中國歷史上，漢順帝也算得上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他做皇帝時，還只是一個剛滿十歲的稚童，當時文公武將濟濟一堂，他從諫如流，賞罰分明，尊崇儒術，在位二十年，儼然有中興之象，絕不像范曄寫的如此昏庸無道。令人不解的是，范曄對漢武帝任用皇后的弟弟田蚡，東漢章帝任用皇后的哥哥竇憲，這同樣的重用外戚的史實卻不加貶責，其實是為這兩位在歷史上素稱有作為的皇帝“諱”。由此，凌廷堪指責范曄是“無是非之心，拂好惡之性也”�？梢�，凌廷堪在這里明顯地將《春秋》和作史區(qū)別開來考慮。在他看來，《春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史書，作史者可以參考《春秋》的義例，但是下判斷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春秋》的評判是慎之又慎的，而后人只知道以自己的認識下結論，而拋棄了《春秋》評判謹慎的原則。
　　正是基于《春秋》“隱惡揚善”的原則，凌廷堪對北宋歷史學家歐陽修按照《春秋》之例所作的五代史也提出了異議。歐陽修是北宋時期的政治家、文學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所編寫的《五代史》之所以后來被稱為《新五代史》，是為了與北宋初年薛居正所作的《五代史》相區(qū)別，人們習慣上稱后者為《舊五代史》。雖然歐陽修在史料上基本采用薛書，但是書中提出的“正名定分，求情責實”的原則卻為后世很多史家稱道。
然而在凌廷堪看來，歐陽修雖然擬定了嚴密的義例，但是他并沒有按照自己制定的原則來編寫歷史人物，如對后梁短命皇帝朱溫的處理就是一例。朱溫早先參加黃巢起義，后出賣起義軍，投降唐朝，被唐昭宗賜名“全忠”，封為梁王，成為唐朝的封疆大吏。后來他殺死唐昭帝，又廢唐哀帝自立，建立后梁，于公元907年稱帝，共在位六年。綜觀中國歷史上的各朝各代，沒有一個皇帝像朱溫那樣，建立王朝后沒幾年就毀在自己手里，原因竟是“爬灰”。朱溫好色，有幾十個老婆還不滿足，連宮女也不肯放過，最后統(tǒng)統(tǒng)糟蹋了一遍。更荒唐的是，朱溫又看上了兩個兒媳婦，每次出兵打仗時，他同兩個兒媳一起坐在大車上檢閱軍容，左擁右抱，唯恐天下不知。他跟士兵訓話后，士兵們都交頭接耳地說：“看，皇帝又帶著兒媳婦出來了。”朱溫最終被他的親生兒子朱友珪殺死，當然也是罪有應得。對于這樣一個不知廉恥的皇帝，歐陽修在《五代史》中將他列入“本紀”，也就是按照皇帝的身份來定位，然而朱友珪的行徑與他父親的所作所為相仿，他弒父后自立為帝，卻被歐陽修歸屬到“家人傳”中，也就是降為大臣的身份，如此的前后矛盾，實在令人不敢茍同。
　　凌廷堪指出，朱溫政權“肆虐社稷，絕滅三綱”，本來就不值得大書特書，只因為他在歷史上曾經做過皇帝便將他寫入“本紀”而位列帝的級別，不能不令人產生疑惑。然而，歐陽修之所以為后梁正名，并不是要為朱溫正名，真正的原因是他考慮到后梁與北宋的淵源關系。我們知道北宋政權是篡位后周而建立的，后周上承后梁，從譜系上講后梁是北宋的“祖父”，如果歐陽修不將后梁朱溫列為“帝”，又怎么能凸顯出北宋王朝的正統(tǒng)性呢？所以，凌廷堪認為，不按照史書的義例去寫史，而是懷著某種特殊的目的去篡改歷史，這樣編出來的史書勢必難圓其說，從而也就失去了它的公正性。
　　由此可見，凌廷堪認為編寫史書首先考慮的應是史實，只要是歷史上發(fā)生過的事，就算已經被蓋棺定論，只要它偏離歷史事實，都應該給予重新定位。如在《書宋史史浩傳后》一文中，凌廷堪公然為秦檜、史浩翻案。秦檜與史浩歷來都被認為是南宋劣跡昭著的投降派代表，人們對他倆無不恨之入骨。蒲松齡編寫的《聊齋志異》就記載了這樣一個小故事，說當時青州有一個姓馮的中堂家殺了一頭豬，剔去了皮毛之后，只見肉上寫有“秦檜七世身”五字，廚子沒有理會，準備把這豬肉煮了吃，不料其肉惡臭，根本不能食用，最后只能全部用來喂了狗�？梢娗貦u在人們心目中就連豬狗都不如。然而凌廷堪卻為之辯護，他認為秦檜和史浩在當時之所以不贊成對金用兵，那是由當時特定的歷史現(xiàn)狀所決定的，如果不綜合考慮對金用兵所產生的后果，就認為主張議和罷兵的人物一定是奸臣或者無骨氣，這種歷史認識是十分膚淺的。
　　在《書元史陳祖仁傳后》一文中，凌廷堪甚至為元朝統(tǒng)治者沒能重用擴廓帖木兒而讓明太祖朱元璋坐擁天下而感到遺憾�？梢娝�完全是站在歷史的角度考慮問題、評判人物的，而不是按照人們通常慣用的“以成敗論英雄”的標準來審視歷史人物，因為一旦基調定下來，英雄只會越來越英武，敗者只會越來越不堪，沒有人會再去重新審視當時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
凌廷堪還寫了《十六國名臣序贊》，為那些歷史上所謂的僭盜或者割據(jù)者唱贊歌，還他們在歷史上的本來面目。他說翻開十六國的歷史，映入眼簾的都是些臣子盡忠竭義的事跡，他們所立下的豐功偉績，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開國元勛相比都毫不遜色，只是由于他們生不逢時，又都被視為夷狄，所以一再遭到持有正統(tǒng)觀念的史學家的歧視和貶損。相比之下，與十六國同時的西晉政權僅僅占有中原的四州轄地，先后也只有四個皇帝，從建國到亡國，也只有短短的五十余年，但是在唐代編寫的《晉書》中，描述西晉歷史的比重是北方延續(xù)一百三十多年的十六國歷史的七倍，其原因就是西晉占有了中原的正統(tǒng)地位，真是“揚之則騰九天，抑之則入九淵”，出于一己之私削抹史實。凌廷堪感慨道：“夫尼父之作《春秋》，亦書荊楚；左氏之撰《國語》，不遺吳越。地雖居于僻陋，事無妨于闡揚。”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當初孔子作《春秋》，仍然保留了荊楚之地的歷史；左丘明作《國語》，也收錄了吳越地方的情況，并不因為它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偏僻，或是蠻夷之地而區(qū)別對待，該得到發(fā)揚光大的仍把它記錄下來�？墒呛髞淼娜司筒涣私膺@一點，他們出于私念來編寫史書，從而使人無法知道歷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