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醫(yī)生多里戈·埃文斯在二戰(zhàn)中成了日軍的俘虜。他每天在戰(zhàn)俘營的工作除了治療生病、殘疾的戰(zhàn)俘,還要負責從他們中挑選出日軍規(guī)定的人數(shù),去修建泰緬鐵路。在修建這條“死亡鐵路”的過程中,每天都有人因為毆打、饑餓、熱帶疾病和繁重的工作而死去。白天,多里戈·埃文斯要想辦法營救那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戰(zhàn)友。晚上獨自一人的時候,他會想起人生中經(jīng)歷過的唯一一次真正的愛情,日復一日地等待著艾米的來信。終于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而這封信卻改變了他的一生。
理查德·弗蘭納根1961年出生于塔斯馬尼亞島,是當今澳大利亞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時他也是一名記者和制片人。他的每部作品都備受矚目,1994年的處女作《河流領路人之死》被《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評為“澳大利亞文學史上好的作品之一”,1997年的第二部作品《一個巴掌能拍響》,在澳大利亞的銷量超過15萬冊,之后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入圍第48屆柏林影展主競賽單元。
2001年,弗拉納根依據(jù)畫家威廉·古爾德的經(jīng)歷寫出了《古爾德的釣魚書》,奪得2002年英聯(lián)邦作家獎。2008年推出《欲望》,獲得昆士蘭總理獎、西部澳大利亞總理獎和塔斯馬尼亞圖書獎,該書亦成為《紐約客》、《華盛頓郵報》、《倫敦觀察報》等報章雜志的年度好書。
2014年,他憑借《深入北方的小路》獲得布克獎,本書被《衛(wèi)報》稱為“大師之作”。
為什么萬物之始總有光?多里戈·埃文斯最早的記憶是陽光涌入一間教堂大廳,他和母親、外祖母坐在那兒。大廳是木結構的,有極其耀眼的光。他蹣跚著在光的籠罩中前后走動,投入兩個女人的臂彎。深愛他的女人。就像投身大海又回到沙灘。一次又一次。
“保佑你。”媽媽說著,抱住他,又放開,“保佑你,孩子。”
那肯定是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他一兩歲的時候。后來,影子來了,給它賦形的是一只舉起的前臂,它黑色的輪廓在一個煤油燈油膩膩的燈光中跳動。杰基·馬圭爾坐在埃文斯家黑暗的小廚房里哭泣。那個時代除了嬰兒沒人哭。杰基·馬圭爾是個老男人,四十歲左右,或者更老。他在用手背擦掉他麻子臉上的眼淚。也許用的是手指?
只有他的哭泣固定在埃文斯的記憶里。那聲音就像什么東西在破碎。它慢下來的節(jié)奏讓埃文斯想到兔子的脖子被圈套扼住時,它用后腿蹬地發(fā)出的悶響,這是他聽過的聲音里唯一與之相似的。他當時九歲,進屋是為了給媽媽看拇指上的一個血泡,他幾乎想不出來有什么聲音可以跟馬奎爾的哭聲相比。以前,他只見過一次男人哭。那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場面。他哥哥從世界大戰(zhàn)的法國戰(zhàn)場回來,下了火車。他把軍用挎包甩在側軌滾燙的塵土上,突然淚如泉涌。
看著哥哥,多里戈·埃文斯納悶一個成年男人怎么會哭。后來,哭泣變成只是感受的強化,感受變成生活唯一的指南針。感受變成人們追逐的潮流,而情感變成劇場,人們在臺上演戲,下臺后不知自己是誰。有生之年,多里戈·埃文斯將會看到所有這些變化。他會緬懷一個人們恥于哭泣的時代,那時候,人們害怕哭泣暴露弱點,招致麻煩。他會看到人們?yōu)椴恢档梅Q道的事受到贊揚,只因為他們認為真相會破壞他們的感受。
湯姆到家的那個晚上,他們把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相片投進篝火。至于戰(zhàn)爭、德國人,還有他們聽說過的毒氣彈、坦克、戰(zhàn)壕,湯姆什么也沒說。
他一言不發(fā)。一個人的感受并不總是等于生活的全部。有時候它說明不了什么。他只是直勾勾地盯著篝火。
2
快樂的人沒有過去,不快樂的人除了過去一無所有。多里戈·埃文斯到晚年時總也弄不清這話是他在哪兒讀來的,還是他自己編出來的。編造,打亂,拆散。拆得粉碎。從石頭到砂礫到灰塵到泥巴到石頭,世界就這么運轉,正如他刨根問底要求媽媽解釋世界為什么是這樣或那樣時,媽媽總是說:“世界是怎樣就怎樣。”“世界就這樣,孩子!庇螒驎r為了搭起一個堡壘,他用力想把一塊石頭從巖堆里抽出來,一塊更大的石頭掉下來砸在他的拇指上,指甲下起了一個大血泡,陣陣發(fā)疼。
媽媽抱起多里戈,胳膊一揚,把他放到廚房的桌上,那兒燈光最亮,她避開杰基·馬圭爾古怪的眼神,把兒子的拇指舉到燈光下。杰基·馬圭爾抽泣著說了一些什么。他妻子上星期帶著他們最小的孩子坐火車去了朗塞斯頓,沒有回來。
多里戈的媽媽拿起切肉刀,在刀鋒上抹了油乎乎的一溜凝固的羊脂。她把刀尖放進爐灶的煤堆上。一股細煙升騰而起,廚房里彌漫著羊肉烤焦的味道。她抽出刀,紅彤彤的刀尖閃爍著一點點白熾的火星,這景象立刻令多里戈覺得既神奇又可怕。
“別動。”她說著,抓住他的手,用力之大把他嚇了一跳。
杰基·馬圭爾在說他怎么坐郵車到朗塞斯頓找他妻子,但是怎么也找不到。而多里戈·埃文斯眼睜睜地看著火紅的刀尖觸到他的指甲,血泡開始冒煙并被燒出一個洞來,他聽到杰基·馬圭爾說——
“她從地表消失了,埃文斯太太!
煙氣消散,一小股黑血從拇指上流下來,血泡的疼痛和對熱切肉刀的恐懼都消失了。
“走吧!倍嗬锔甑膵寢屨f著,用手肘推他下桌。“快去吧,孩子!
“消失了!”杰基·馬圭爾說。
這都發(fā)生在當世界遼闊而塔斯馬尼亞島還是整個世界的時候。在它眾多偏僻的、被人遺忘的村落中,幾乎沒有比克利夫蘭村更偏僻、更被人遺忘的。這個小村子住著大約四十個人,多里戈·埃文斯就住在這里。這個過去流放犯人時建為驛站的小村,隨著時世艱難而衰落,被人遺忘,現(xiàn)在作為鐵路側線站而幸存下來,有十來幢搖搖欲墜的喬治時代風格的建筑,還零星散落著一些帶走廊的小木樓,蔭庇著一百年來經(jīng)受流放與失落之苦的人。
村子后面的林地長著虬曲的杏仁香桉樹和在熱浪中起伏搖擺的銀合歡樹,小村的夏天酷熱難熬,冬天同樣難熬。電和廣播還沒有傳到這里。那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但是跟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沒有什么兩樣。許多年后,湯姆說它就像一個垂死的世界中漫長的秋天,這個男人本來是不喜歡比喻的,但也許是因為他自己死期漸近,對死亡的恐懼令他作此比喻,反正多里戈當時是這樣想的。
他們的父親是養(yǎng)路工人,全家住在塔斯馬尼亞政府鐵路蓋在鐵道邊的一棟封檐板小屋里。夏天沒水時,他們就提著桶到給火車頭供水的大水箱里打水。他們睡覺蓋的是從抓來的負鼠身上剝下的皮,吃的是用陷阱夾住的兔子,用槍獵殺的沙袋鼠,以及地里種的土豆和烘烤的面包。父親熬過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大蕭條,親眼見過有人在霍巴特的街上餓死,所以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幸在這樣一個工人天堂里度過余生。不過在不那么樂觀的時候,他又會說:“你像狗一樣活著,就會像狗一樣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