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的古寺 
　　 
　　對于考古學家來說，東京沒有“古寺”。東京的寺廟本來不少，可經(jīng)歷江戶時代的三大火事，再加上本世紀的關東大地震和美軍大轟炸，難得一見百年以上的建筑。即便不計較多次的翻修與遷移，江戶開府至今不到四百年，東京的寺廟能“古”到哪里去（《淺草寺史略年表》溯源到七世紀中葉，可屢建屢燒，目前的本堂是1958年落成的）？難怪許多到過京都、奈良的游客，對東京的寺廟不屑一顧。半個多世紀前和哲郎記錄游覽奈良附近古寺印象的《古寺巡禮》，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名著；淡交社正在印行的大型系列圖錄《古寺巡禮》，也以京都、奈良兩地為主。手中有一冊角川書店編的《圖錄日本美術》，收錄并簡介被定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shù)牡窨�、繪畫、工藝、建筑，是我游覽古寺或博物館時必帶的“指南”；其中十六世紀以前部分基本與東京無緣。 
　　談論考古和藝術，“時間”具有絕對的價值。一千多年前的佛像，不管多么粗糙，只要能流傳至今，便有驚心動魄的魅力。“文物”之所以顯得“古雅”，小半賴人力，大靠半天工。不必“嗜古之士”，一般人都會對此類能引發(fā)思古之悠情的“文物”感興趣。在這一點上，東京是貧乏的──博物館自然除外。對于曾經(jīng)在長安城根揀過秦磚漢瓦、或者在西域路上遭遇“秦時明月漢時關”的中國人來說，這種感覺尤其突出。 
　　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不從“考古”而從“歷史”、不從“藝術”而從“人情”來品讀，東京其實不乏值得一游的“古寺”。嘆息東京“古寺不古”者，大概忘了歷史時間的相對性。倘若東京的古寺能幫助我進入歷史，閱讀我所希望了解的江戶文化，那又何必過分計較其年齡？今日的東京，到處是高樓大廈，想追尋江戶時代的面影，還真的只能借助這些不太古老的寺廟�！敖瓚魱|京博物館”固然讓我動心，也給了我許多有關“江戶”的知識；可我更愿意在香煙繚繞的寺廟邊，撫摸長滿青苔的石碑，似乎只有那樣才能真正感覺到“歷史”的存在。 
　　當初不大滿足于“博物館文化”，主要是考慮到其中凝聚了太多的專家的理性思考，一切都解釋得清清楚楚，限制了自家想象力的發(fā)揮。野外作業(yè)有驚險，有失敗，也有意料不到的“發(fā)現(xiàn)”──在專家或許不算什么，在我卻可以陶醉好幾天。精鶩八極，神游四海，尚友古人……一覺醒來，眼前依然是東京的高樓大廈。既不感傷，也無驚喜，對自己笑一笑，上圖書館去也。 
　　很快地我就明白這里的陷阱：東京的“野外”其實一點也不“野”，我的作業(yè)對象并非“原初狀態(tài)”。寺是重建的，墓是重修的，碑也有不少是重刻的。除了地震和戰(zhàn)爭的破壞，還有重建時整理者有意無意的“歪曲”。常會詫異江戶人為何不講禮節(jié)亂擱石碑，事后想想，可笑的其實不是整理者，而是我之“信以為真”──呈現(xiàn)在我面前的并非“真正的歷史”。明白了這一點，“古寺巡禮”時便有了雙重的考據(jù)任務：既考古人，也考今人對古人的理解。帶上一冊“江戶古地圖”（此類圖書甚多），還有安藤廣重的“名所江戶百景”，在東京街頭散步，不時會有莫名其妙的嘆息或微笑。 
　　相對于觀賞國寶級文物時的“焚香頂禮”，摩挲路邊飽經(jīng)滄桑的石燈籠或者街角略為殘缺的地藏菩薩，心情輕松自由多了。沒那么多謙恭，也沒那么多虔誠，用一種通達而又略帶感傷的眼光來看待古人和今人，思維自然活躍些。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古今對話中，“藝術美”逐漸為“人情美”所取代。所謂“線條”、“結構”、“韻律”等的思慮，實在抵擋不住佛家的“大慈悲”──起碼在東京的寺廟里是如此。比如，位于目黑的大圓寺里，有一尊很不起眼的道祖神像，在墻角的大樹底下“乘涼”。此乃中國的行路神，在日本則專管兒童和愛情，故刻成男女合體“勾肩搭背”的浮雕。我不知道這一對矮敦敦、胖乎乎、笑嘻嘻的小兒女組成的道祖神是否真有法力，一瞬間竟把我“鎮(zhèn)住了”。無暇借問作者是誰，也不想考據(jù)創(chuàng)作年代，只是隱隱約約感覺到這充滿稚氣的神像里，蘊含著對世俗人生的熱愛、以及周作人所再三贊嘆的日本之“人情美”。 
　　東京寺廟之所以讓我流連忘返，很大程度正是這種充溢其間的“人情”。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淺草寺、增上寺，還是我居住的白金臺附近的若干“無名”小寺，都是有信徒、有香火、有佛事、因而有生命的“活寺”。我很看重這一點，這正是收藏豐富的博物館所不具備的。參加過大大小小的佛事，也見識了真真假假的信徒，自認對日本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這大概是我逛寺廟的最大收獲吧？ 
　　 
　�。ǔ蹩�《中華散文》1995年第1期） 
　　 
　　木屐 
　　 
　　小時候不喜歡木屐，主要是嫌重，穿上無法快跑或者蹦跳，玩游戲時總吃虧。 
　　上學了，按規(guī)定不能打赤腳，可抄近路需要跳水溝踩田埂，穿鞋實在不方便。把鞋帶一結，掛在書包上，光著腳丫子在泥地上跑，挺舒服的。偶爾也把鞋掛在脖子上，但那必須是新鞋才好看。到了學校門口，擦擦腳，穿上鞋，一下子“文明”起來了。 
　　十五歲那年當了“知青”，來到一個三面環(huán)山一面臨水的小山村，終于體會到木屐的好處。村里的水溝不大通暢，加上母豬率領小豬東游西蕩（肉豬可圈而母豬必須放養(yǎng)），一到雨天街上豬屎和著稀泥，只有穿著木屐才能安然無恙。村民一般早睡早起，夜里十點以后，周圍靜悄悄的，巷口傳來木屐聲，大半是朋友找我聊天來了。石板路上深夜走木屐，清脆又悠揚。失眠時，數(shù)著遠處夜行人的木屐聲，也能漸漸沉入夢鄉(xiāng)。 
　　久居城市，重做“文明人”，只好告別木屐。擠公共汽車或騎自行車，木屐實在不方便；住樓房深夜踱步，樓下肯定抗議。當然也有“從眾”的壓力，不敢過于“招搖”。已經(jīng)隱去了的記憶，讀黃遵憲和周作人關于日本“下馱”的描述，才重新恢復過來。此次東渡，很想聽聽東京街頭的木屐聲，順便理解黃、周二人之爭議。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述及“聲聲響畫廊邊，羅襪凌波望欲仙”的木屐： 
　　屐有如丌字者，兩齒甚高，又有作反凹者�？椘褳檐�，皆無墻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綆或紉蒲系于頭。必兩指間夾持用力，乃能行，故襪分兩歧。 
　　據(jù)黃氏考證，此乃中國古制，與其時尚流行于南方的木屐樣式不同。周作人贊賞黃氏的觀察，不過認定日本木屐的“梁作人字”，“比廣東用皮條絡住腳背的還要好”。吾鄉(xiāng)與黃氏家鄉(xiāng)相鄰，風俗相通，自是不能同意周氏的意見。穿木屐到底是夾著還是套著方便，很大程度是習慣使然。周作人將其歸結為中國男子裹腳故腳指互疊不能銜梁，未免牽強。不同于黃遵憲的風俗介紹，周作人之《日本的衣食住》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很能體現(xiàn)其個人趣味： 
　　 
　　去年夏間我往東京去，特地到大震災時沒有毀壞的本鄉(xiāng)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國大學前面一帶去散步，看看舊書店和地攤，很是自在，若是穿著洋服就覺得拘束，特別是那么大熱天。那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情了。如今本鄉(xiāng)東大附近舊書店仍在，可難得見到穿和服著木屐的讀書人，更不要說“曳杖”了。 
　　偶然在校園里見到一位著木屐的學生，看他上身西裝，下身牛仔褲，肩上的書包前后晃蕩，再配以踉蹌的腳步，實在有點滑稽。那學生大概自覺很好玩，一路左右顧盼；我則從這頗具反諷意味的摹仿中，意識到木屐的“死亡”。 
　　那天雪后初晴，我從東大回家，忽聞前方有念佛聲。轉過街角，見三位僧人各持一面小鼓，匆匆趕路。伴隨著鼓聲和念佛聲的，便是那清脆的木屐聲。大概出于苦行的考慮，天寒地凍仍不著襪。平日走路已屬“匆匆”的我，趕上著木屐的僧人也都不易。踩著鼓點，跟在僧人后面念佛，直到實在跟不上才想起應該回家了。 
　　于是，站在路邊，目送漸漸遠去的僧人，還有那木屐聲…… 
　　（初刊1994年8月5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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