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社會分層流動研究的新一代學者已經成長起來，這得益于國內前輩學者的探索以及回國授業(yè)的華人學者的方法培訓。本書改自我2011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是我參加這些量化方法培訓的初步成果。2007～2015年，每年暑假我都會花大量時間參加北京大學-密歇根大學聯(lián)合舉辦的量化方法暑期課程。這些課程，部分注冊了，部分是蹭學或給老師做助教時偷學的。得益于這些課程，我成為當時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生中量化研究工具掌握較好的幾個人之一。當我決定博士學位論文用量化方法來呈現(xiàn)某個群體經歷的社會變遷時，農民子女的分化和流動最終成為我的選擇。它起源于我的個人困擾和成長經歷，我試圖將它與某個公共問題聯(lián)系起來。

2002年通過高考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以后，我發(fā)現(xiàn)自己對大學一點兒概念都沒有，啥也不會，連基本的課程都應付不了，現(xiàn)代漢語、古代漢語考試接連得了六十多分。高中時我十分自信的數(shù)學，學起來也覺得壓力很大。幾百人的大教室里，我極端孤獨和不安，因為跟不上老師的節(jié)奏和一些同學的反應。那時，我沒有學過電腦，社團里的小頭目讓我申請一個新浪郵箱，方便以后聯(lián)系，我跑到計算機房折騰了大半天才搞定，痛苦至極。更不用說每次參加社團活動時的拘謹和茫然。而身邊有些同學文學功底驚人，思想深刻，有的甚至已經出書，在社團活動中如魚得水。我開始問自己為啥這么落后？適應得這么差？辛辛苦苦考上北大又如何？思來想去，覺得與自己的成長條件有局限、打下的基礎過于單薄有很大關系。為了考上好大學，過于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了幾本簡單的教材上。

反思的結論是，只有繼續(xù)加倍努力并且做自己具有相對優(yōu)勢的事情才能讓處境有所改變。我立馬推掉了所有社團活動，集中精力補讀各種文學經典和基礎知識，加強練筆，學著做個有文學素養(yǎng)的人。后來看到自己的兩個室友都準備換專業(yè)，才知道在北大有轉專業(yè)的制度。于是，我隨著他們一起去旁聽了北大社會學系劉愛玉老師的社會學概論。沒想到，不僅聽懂了，還覺得很對胃口。我迅速從圖書館借了幾本社會學的書通讀了一遍，很喜歡。就這樣，大二，我申請轉到了社會學系。在社會學系，我學得確實很開心，成績也好起來，并通過社會調查論文拿到了挑戰(zhàn)杯比賽的名次，最終保研成功。我的自信心慢慢地恢復了。特別是從社會學系學到的統(tǒng)計分析技術讓我覺得自己和做木匠的父親一樣，有了一門手藝。在光華管理學院孫光輝老師的鼓勵下，碩士階段我加入了創(chuàng)建不久的北京大學應用統(tǒng)計研究會，開始自己設計和發(fā)放問卷，關注北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特別是新生的適應情況、農村學生的發(fā)展等，給學校團委主動提交調研報告。我還寫了第一篇定量的文章，發(fā)表在社會學系研究生會主編的《五音》雜志上，談論城鄉(xiāng)背景對大學生畢業(yè)出路的影響，呼吁有著共同背景的農民子女能夠看清自己的結構處境，聯(lián)合起來共同成長成才，合作行動改變自己的處境。我計劃碩士學位論文關注進城創(chuàng)業(yè)的農民子女，看他們是如何成為小老板的，發(fā)展過程中面臨著怎樣的結構性挑戰(zhàn)，我跟隨盧暉臨老師及碩士同學在海淀溫泉鎮(zhèn)冷泉村調查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一計劃因為我后來申請社會統(tǒng)計學方向的碩博連讀成功而中止。我將更多時間放在了量化方法的學習上。

當我決定博士學位論文關注農民子女在改革過程中遇到的機遇和障礙時，身邊的理論資源成為影響本研究風格的關鍵因素。北京大學-密歇根大學暑期學校側重方法培訓，并沒有在具體的社會學理論上給予我充分指導。而當時北大社會學系并沒有延續(xù)的社會學量化傳統(tǒng)和團隊，也沒有人從事社會分層流動研究或講授社會分層流動課程。在北大，精深玄妙的理論和精深細致的質性研究更受歡迎。我的本科畢業(yè)論文也試圖重拾馬克思的經典原著，開發(fā)其社會學價值；而碩士階段跟隨盧暉臨老師、潘毅老師閱讀新馬克思主義的作品，關注階級政治與勞工問題。這些研究關注歷史上的工人階級如何形成，現(xiàn)實中又何以沒有形成，并且將這群人的出路寄托在階級意識覺醒和階級行動上。這與我現(xiàn)在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很不相同。人大社會學系曾經有一個小團隊對社會分層和流動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數(shù)據采集和分析過程中成長為國內社會分層、流動實證研究中堅力量，他們包括李路路、李強、郝大海、劉精明等。后來我才知道，這些前輩已經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社會學文庫”系列中出版了各自的作品，在學生中講解社會分層的知識和理論。而我的理論庫里，制度和階級分析的成分更多，社會分層與流動的文獻有限，啟蒙主要靠自學邊燕杰參編的兩本論文集和格倫斯基主編的教材。因此，本書理論部分對社會分層和流動的文獻脈絡把握顯得生疏，實際更多引用了黃宗智、潘毅等關于中國農民及農民工的研究。在我看來，后者對中國社會結構與變遷的分析更為深刻，關注的是中國的實質問題。直到現(xiàn)在，社會分層與流動研究仍然不過是我關注中國社會變遷與發(fā)展的工具，而黃宗智、潘毅等的研究是我本土化社會分層流動研究的重要資源。

不過，量化方法訓練讓我在閱讀勞工研究方面資料的過程中保持更深程度的冷靜。它提醒我樣本選擇性和測量偏差帶來的認知偏誤。樣本選擇偏差在勞工研究中是很明顯的。這些研究集中關注底層，帶有鮮明的立場和情感傾向。他們在關注農民工時，常常忘記那些已經進入市民隊伍的其他農民子女。眾多關于農民工的量化研究存在同樣的問題，他們關注的始終是那些仍處于農民工狀態(tài)的農民子女。社會分層和流動研究雖然對這種選擇性有所警惕，實際上基于城市居民的大量研究面臨同樣的困擾，進了城的農民子女顯然不同于那些仍留在農村的兄弟姐妹。大體而言，樣本選擇性問題導致勞工研究者對農民子女出路預期過于黯淡，而基于城市居民樣本的量化研究又高估了社會系統(tǒng)的開放性。

家族成員的成長分化經歷也提醒我警惕樣本選擇性帶來的偏差，要求我將自己與在不同勞動力市場奮斗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幼小同窗甚至父母叔伯姑嫂等放在同一個陣營里研究，看是什么決定了我們共同的處境，又是什么導致我們之間出現(xiàn)了多維度的分化，從而對中國社會的結構和發(fā)展有一種更為全面的認識。和很多農村同齡人一樣，我的爺爺奶奶都來自大家族，生養(yǎng)了好幾個子女，這些子女又都生養(yǎng)了兩到三個子女，由此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家族。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自然存在很多的對比和學習。即使已經遠離家鄉(xiāng)，彼此仍是重要的參照群體和社會支持來源，個人的發(fā)展與大家庭緊密相關。在村民們的認知系統(tǒng)里，個人及其小家庭是與大家族捆綁在一起的，評價小家庭時不會忘記那個大家族，衡量某個大家族時也不會忘記遠在大城市發(fā)展的青年一代。不能通過城市樣本看到進城的大學生就忘記曾在富士康打工、在建筑工地賣力、在家種地務農的家人。只有綜合他們全體的體驗和經歷，才能評價幾十年的變化對農民究竟意味著什么，有何共同約束，哪些是個人際遇，他們的經歷又折射出怎樣的社會前景。

我希望合理地看待農民子女經歷的變遷，社會轉型與社會不平等的框架值得借鑒和反思。市場化轉型框架足以概括相關變革嗎？如果不能，該如何概括它。在撰寫博士論文的階段，我并沒有得到好的答案，只是將重要的宏觀變遷羅列出來，依靠二手數(shù)據初試了自己學到的量化工具，實際并沒有將具體制度和結構變遷操作化進定量模型。多年后，看到郝大海老師翻譯周雪光老師的《國家與生活機遇——中國城市的再分配與分層（1949-1994）》，我才意識到自己博士學位論文想寫的就是這樣一本“秉承抽象的理論論證、嚴謹?shù)慕y(tǒng)計分析和系統(tǒng)的經驗證據”的作品。更羨慕的是周老師在量化研究前就抓住了國家這一在其此后十多年的質性與理論研究中同樣占據核心位置的結構性因素，明確社會分層不過是理解國家和個人生活機遇關系的一種視角。反觀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不僅與周老師AJS和ASR論文級別的作品相去甚遠，也未能給自己開啟一個值得期待的學科主題。如果社會主義城市再分配體制中國家是顯見的行動者，它的任何變動都影響重大，那改革后的農民子女面臨的社會結構與分配機制的核心是什么呢？代際流動的強化、社會結構的固化和社會不平等擴大？如何將這種核心制度和結構的變遷與量化研究實質性地結合起來是我仍在思考的問題。

作品質量的優(yōu)劣，除了眼界、天分、條件的差別，更是投入的差別。周老師的作品十年打磨，有著嚴格的同行評審。我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書稿，參加工作后除了將個別章節(jié)改寫發(fā)表在《社會》外，改動不多，倏忽六年已過。在這期間，眾多全國性調查數(shù)據發(fā)布，相關主題的高質量研究接踵發(fā)表。本研究所用數(shù)據日顯單薄，理論和方法上的不足也都暴露出來。經歷初職早期的忙亂后，這兩年我開始嘗試用更多數(shù)據進一步探討相關問題，包括農民子女獲得城市住房和大學教育入學機會的變化等，可惜這些作品尚未最終成型，無法放在當前的作品中。倉促將原作修改出版，只為“續(xù)命”。 

當然，本書仍有兩個主要論斷值得關注。首先，農民子女的社會分化和流動是中國社會結構由倒丁字形變?yōu)殚蠙煨�，由農民社會轉變?yōu)橹挟a社會的關鍵。因為，從各階層的人口規(guī)模和生育率上看，即便老市民及其有限的后代全都變成中產階層，也不足以支撐中國社會結構變成橄欖形結構。如果這種結構真的能夠出現(xiàn)，中間階層必然主要來自農民及其子女。農民及其子女的分化和社會流動就成為這個社會能否來臨的關鍵，是可以反映中國社會開放性的重要指標。如果確實如此，那么，中國的城市社會和中產（或中等收入階層）社會很長時間內將帶有濃厚的鄉(xiāng)土底色，會伴生眾多與鄉(xiāng)土相關的文化現(xiàn)象，極大地改變了我們既往的中產想象。其次，職業(yè)非農化和身份市民化以及兩個進程的斷裂是對我國農民子女社會分化進程的一種較好的概括。它雖然不和任何學科與分支對應，分析力還有待開發(fā)，但概括得簡潔。除了透視社會系統(tǒng)的開放性問題外，它還可以用來觀照這群人的認同和行為規(guī)律，探討強大而有序的市民社會最終如何形成，以及鄉(xiāng)土社會何去何從的問題。而且，實際的歷史過程將相當漫長�；蛟S未來我能將它發(fā)展得更好，用以概括自己的學術追求，正如費孝通先生愿意用“志在富民”總結自己的學術人生一樣。

謹以此書紀念我的前兩個聘期，鞭策自己未來做得更好。本書的出版需要感謝的人很多，除了博士學位論文后記中對親人、師長、愛人、朋友的感謝值得再次表達外，需要特別感謝母校北京大學對我的培養(yǎng)以及中國人民大學諸位同事為我提供的學術環(huán)境。最后，感謝社會與人口學院人口教研室的支持，使得本書在21世紀人口學系列出版。

李　丁

2016年12月4日于龍躍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