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福斯特文集：小說面面觀》：

　　后面引的一段自然出自《項狄傳》。另一段則出自弗吉妮婭·伍爾夫。她和斯特恩都是夢想家。他們從小事物開頭，盡情發(fā)揮后又以這個小事物做終。他們對生命的混亂既表示幽默的欣賞，又深切地感受其中之美。甚至他們的聲音都一個調調——一種蓄意的困惑，對所有人宣稱他們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不消說，他們的價值觀自然各有千秋。斯特恩是位感傷主義大師，弗吉妮婭·伍爾夫則絕對超然物外，冷靜脫俗（或許她的近作《到燈塔去》另當別論）。他們的成就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伤麄兊姆绞绞侄螀s是類似的，由此達到的出人意表的效果亦復如此，客廳的門扇永遠都甭想修好，墻上的斑點原來是只蝸牛，生命竟是如此混亂，哦天哪，意志是如此脆弱，感情是如此捉摸不定……哲學……上帝……哦天哪，看看那個斑點……聽聽吱嘎作響的那道門扇——存在……真是太……我們到底在說什么呢？

　　六位正在工作的小說家的形象展現過后，小說的年代次序是不是已不再顯得那么重要了？如果說小說的確是在發(fā)展，它是不是也跟英國憲法，甚或婦女運動的發(fā)展風馬牛不相及？我之所以說“甚或婦女運動”，是因為英國小說在十九世紀碰巧跟這一運動具有密切關系——這關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已經誤導了某些批評家，將之誤認作了有機關系。他們斷言，婦女地位的改善必然導致小說越寫越好。大謬不然。一面鏡子并不會因為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慶典從它面前經過，自身變得更加光亮。它唯有在新鍍上一層水銀后才會更加光亮——換句話說，它只有在獲得了全新的敏感度之后才會更加光亮；同理，小說的成功端賴于它自身的敏感度，而不在于它選材的成功。帝國土崩瓦解，婦女獲得了投票權，可是對于那些在圓形房間里寫作的人而言，最至關重要的是筆握在他們手里的感覺。他們或許會決定就法國或俄國革命寫本小說，可是種種回憶、聯想、激情卻自然涌上心頭，遮蔽了他們的客觀性，所以等小說寫完，他們重讀一遍時，小說竟仿佛是另有他人握著他們的筆寫的，他們原本確定的主題已經只成為背景了。那個“另有他人”自然就是他們自己，但卻絕非活躍在時空中、生活在喬治四世或五世治下的那個自己。有史以來，但凡作家，寫作時多多少少都有類似的感受。他們已然進入一種共通的狀態(tài)，便宜行事，可以稱之為“靈感”，既然提到了靈感，我們可以這么說：歷史不斷發(fā)展，藝術則恒定不變。

　　“歷史不斷發(fā)展，藝術恒定不變”只是句粗陋的格言，而且確實幾乎是句口號，雖說我們不得不采用它，但也一定得承認其粗陋。它只包含部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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