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本書以“冷戰(zhàn)后美國的伊朗政策”為主題，圍繞伊朗在美國外交天平上的位置、美國對伊政策的歷史背景、冷戰(zhàn)后美國對伊政策的轉變、美國對伊政策的手段、美國對伊政策的國內政治背景，以及“9·11”之后美國的伊朗政策六個問題進行討論，試圖找出美伊糾葛遷延日久復雜難解的原因，并回答美國對伊朗政策的實質這一問題。
　　第一章集中討論伊朗在美國外交天平上的位置這一問題。美國和伊朗的糾葛遷延日久，這首先是因為伊朗地處一個關鍵卻動蕩的地區(qū)，擁有一份可觀的外交資產。伊朗地處波斯灣，波斯灣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產油區(qū)，石油儲量占世界的57%。伊朗本身的石油儲量約占世界的10%，而且由于地處波斯灣東岸，鎖住了波斯灣的咽喉——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對世界能源市場的安全具有獨一無二的影響。除了能源，伊朗對中東地區(qū)的宗教以及民族問題也有強大的影響力。中東是民族和宗教矛盾匯集的地方，多民族構成（伊朗包括庫爾德、阿塞拜疆、俾路支等民族）、世界上第一個什葉派政權的屬性、霍梅尼宗教哲學作為其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特殊性，都決定了伊朗或許是地區(qū)層面上最重要的國家。伊朗因此在美國的外交天平上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
　　美國和伊朗的糾葛遷延日久，也還因為美國在伊朗經歷過非常深刻的情感創(chuàng)痛。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前，伊朗是美國在海灣地區(qū)的重要合作伙伴，是美國海灣地區(qū)戰(zhàn)略——“兩根支柱”戰(zhàn)略中的重要一支，也因此得到美國不遺余力的支持。巴列維時期伊朗能夠成為第三世界中的軍事大國美國功不可沒。美伊兩國的領導人也建立起非同尋常的個人友誼，尼克松、卡特、基辛格等美國領導人不止一次訪問伊朗，巴列維國王更是美國政府的常客。但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不僅使美國在伊朗長達數(shù)十年的經營化為烏有，還令美國經歷了難以想象的羞辱——大使館兩次遭到沖擊、52名美國外交人員被押444天、營救人質的軍事行動在損失8名武裝人員后遭到挫敗……以上這些經歷成為美國長期的情感創(chuàng)痛，它嚴重阻礙美國對伊政策的改變，也為美國國內政治在伊朗問題上發(fā)揮影響奠定了基礎。本書第二章集中討論這一問題。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后，美國對伊朗實行名為“平衡戰(zhàn)略”的外交政策，即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間保持平衡以避免任何一個國家危及海灣的安全和秩序。政策的總體傾向呈守勢。老布什時期美國甚至還和伊朗有過緩和的試探。然而，1993年美國開始實行名為“雙重遏制”的對伊新政策，新政策的突出特點是強硬、施壓、隔絕、封鎖。美國對伊政策如此巨大的變化和冷戰(zhàn)結束引發(fā)的國際戰(zhàn)略環(huán)境的巨大變遷密切相關，是美國獨步全球的實力的體現(xiàn)。第三章集中討論了冷戰(zhàn)后美國對伊新政策的出臺。由于美國的政策說明突出在伊朗的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以及尋求核武器的活動，本章也討論了這兩個問題。
　　自從美伊敵對以來，美國對伊政策的重要工具就是制裁。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歷史長、種類多、強度大，是美伊關系以及美國對伊政策當中的重要內容。美國對伊朗的制裁長期以來在美國國內以及國際社會引起了巨大爭議。美國和包括歐盟在內的盟國關系，以及美國和俄羅斯、中國的大國關系，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美國對伊制裁的影響。本書的第四章集中討論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特別是1995年以來以克林頓的兩個行政命令以及《達馬托法》為標志的制裁高峰。
　　美國的伊朗政策還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深刻影響。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yè)民主國家，政治的多元化是其突出特征。利益集團可以在美國國內政治生活中進行合法角逐，因此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響。美國的伊朗政策尤其如此。由于伊朗持極端的反對以色列的立場，美國的伊朗政策因此受到了美國國內親以色列勢力的強大影響。猶太院外勢力是美國政治生活中一支強大的力量，其組織“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多年來被評為美國最有勢力的院外游說力量，美國的伊朗政策因此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左右�？梢哉f，從1993年“雙重遏制”政策出臺，到1995年克林頓制裁伊朗的兩個行政命令的頒發(fā)，再到1996年含有域外法律效力的《達馬托法》的出臺，美國對伊新政策的每一步無不打有猶太院外勢力的深刻烙印。第五章集中討論這一問題。
　　“9·11”恐怖主義襲擊對美國的伊朗政策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由于伊朗新總統(tǒng)哈塔米的上臺，美伊關系一度出現(xiàn)過緩和態(tài)勢。克林頓以及奧爾布賴特國務卿在不同的場合發(fā)表講話，贊頌波斯文明，表達對伊朗人民的善意。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也有相當?shù)乃蓜印�兩國之間也出現(xiàn)人員以及經濟上的交流。但是“9·11”恐怖主義襲擊使得形勢急轉直下，美國將宗教極端主義和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結合作為新時期最大的敵人，伊朗也因此從緩和的對象一變而為“邪惡軸心”“暴政前哨”。美國相繼在伊朗的東西兩端發(fā)動了阿富汗戰(zhàn)爭以及伊拉克戰(zhàn)爭，美國國內對伊朗作戰(zhàn)的呼聲也不絕于耳。新時期美國對伊朗的強硬政策，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恐怖主義襲擊后美國聚集的強大的道義力量，反映的依舊是在美伊沖突中美國的壓倒性優(yōu)勢。二是美國理想主義外交傳統(tǒng)在新時期的放大，其代言者就是小布什時期的政治新寵新保守主義勢力。換言之，美國對伊強硬，就是新保守主義的產品。本書的最后一章討論了“9·11”之后美國對伊政策的新變化。當然國際政治有其自身的發(fā)展軌跡，伊朗的國內政治運行也不會以美國的意志為轉移，因此，美國的伊朗新政策引發(fā)了意想不到的結果。本章還追蹤了伊朗問題的新動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