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對幸福的離棄與回歸
斯密之謎的一種解釋
英國學者亞當·斯密（1723～1790）給后人留下了兩個謎：一個謎是他自己提出來的，一般稱為斯密的價值之謎，說的是鉆石用處小而價格高，與水用處大而價格低的矛盾，這個謎的謎底被19世紀70年代出現(xiàn)的邊際學派給出，得到大家公認；另一個謎是斯密去世后的19世紀中葉，由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提出的，一般稱為斯密之謎斯密問題斯密難題斯密悖論，說的是斯密兩部著作即《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的矛盾。這個謎的謎底，一百多年來眾說紛紜，未有定論。本書關注的正是這一個未解之謎。
斯密之謎的幾種解釋
對于是不是存在斯密之謎，本身就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斯密之謎是個偽命題，沒有謎面，也就無從談到謎底了。在認為確實存在斯密之謎的人中間，對于謎面到底是什么，也有不同意見。而謎面的確定（兩個不同的斯密，如何表述，如何概括，如何比較），直接關系到謎底的探究和揭曉。
有人說，矛盾在于《道德情操論》中把人的行為歸結于同情，與《國富論》中把人的行為歸結于自私�！兜赖虑椴僬摗繁砻�，斯密在倫理學上是利他主義者，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fā)點是同情心；而《國富論》則表明，斯密在經濟學上是利己主義者，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fā)點是利己心。也有人說，《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其實是同一個經濟學的上下冊。
《道德情操論》是經濟學的感性學分冊，《國富論》是經濟學的理性學分冊。有人認為，斯密之謎是經濟人與道德人的沖突問題。這種沖突，17世紀中葉的霍布斯提出過，與斯密同時代但比斯密成名早的休謨提出過，休謨和斯密之后的康德提出過，現(xiàn)代的帕森斯和哈貝馬斯也提出過。
筆者認為，《道德情操論》的斯密和《國富論》的斯密并非截然相反、針鋒相對、不可調和，因為《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是斯密長時間地、交叉地、多次打磨而成。
《道德情操論》初版于1759年問世，1790年的第6版是定型版；《國富論》初版于1776年出版，1786年的第4版是定型版。不管有意無意，斯密的思想不可能是斷裂的、游離的。說《道德情操論》的斯密和《國富論》的斯密完全是一回事，沒有一點差別，也說不過去。那么差別在哪里呢?筆者認為，前面列出的幾個謎面都有一定道理。但筆者還有一個謎面，那就是《國富論》的主題是財富增長，而《道德情操論》的主題則是欲望約束。
斯密之謎的謎面與謎底認為《國富論》的主題是財富增長，應該不會有什么疑義，但認為《道德情操論》的主題是欲望約束，明確提及的人不多。如果細讀此書，會找到許多證據，限于篇幅，只引一段：稱為節(jié)制的美德存在于對那些肉體欲望的控制之中。把這些欲望約束在健康和財產所規(guī)定的范圍內，是審慎的職責。但是把它們限制在情理、禮貌、體貼和謙虛所需要的界限內，卻是節(jié)制的功能�！兜赖虑椴僬摗氛摷暗牡赖虑椴伲�在斯密時代，就是用于說明具有自私本能的人，為什么又不可思議地會具有克制這種自私本能的能力。
簡單地說，筆者給出的謎面是財富增長和欲望約束（兩者看似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那謎底呢?就是幸福，或者說是幸福最大化。幸福=效用／欲望的公式是薩繆爾森給出的，但這個公式體現(xiàn)的思想內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國富論》就是告訴人們，如何使財富（更現(xiàn)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長；《道德情操論》就是告訴人們，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規(guī)范約束下不至于惡性膨脹（這和許多宗教所推崇的無欲是有區(qū)別的）。
為什么會有斯密之謎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在斯密那里，分述財富增長（《國富論》）和欲望約束（《道德情操論》），對于幸福最大化而言，思想上、邏輯上和操作上都是一致的，為什么后來會演變成一個世界性難題斯密之謎了呢?這是因為，斯密之后主流經濟學的發(fā)展，越來越離棄了幸福。這種離棄，在凱恩斯（1883～1946）那里達到極致，至今還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在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于19世紀中葉提出斯密之謎之前，湯普遜（1775～1833）就非常明確并尖銳地指出了經濟學對幸福的這種離棄。他在1822年完成的《最能促進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書中寫道：一切研究經濟學的人，都可以被分為兩派精神學派和機械學派。精神學派宣稱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不多不必憑借物質的從屬作用，就能夠得到幸福；機械學派則正好采取了另一個極端……他們的唯一目標就是做出這樣的安排……盡可能多地生產……另一方面，則是想出各種辦法來找到足夠的消費者使用生產出來的這些物
品……這一派學者所關心的，只是怎樣達到最高額的生產和保證最大的消費或有效需求。
湯普遜所劃分的兩派，前一派到后來基本上不再被認為是經濟學家（至少不是主流經濟學家），而后一派則離幸福越來越遠。最開始的離棄，也許只是研究方法的需要：一是因為幸福沒有標準的統(tǒng)一的定義，很難定性，進而造成幸福很難定量；二是財富確實是增進幸福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很多的經濟學研究中，直接研究的就是既容易定性又容易定量的財富。
對效用的研究，逆轉了經濟學發(fā)展離棄幸福的趨勢，是難得的對幸福的回歸。講效用比講財富更靠近幸福，但這種回歸并不徹底，也不成功，因為效用也很難計量。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不管經濟學家的內心是否還記得財富增長可以帶來幸福增長的假定，經濟學的發(fā)展，表現(xiàn)出對幸福越來越漠視和疏遠。西尼爾（1790～1864）明確說：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財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許必須省略掉一切與財富無關的考慮。到了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奠基人的馬歇爾（1842～1924），財富也好，效用也好，進一步被規(guī)定為必須由貨幣來表示，經濟學就是研究如何使個人的貨幣收入最大化（包含 了企業(yè)的利潤最大化）。
如果極端一點講，凱恩斯關注的就是一個國家總體的貨幣收入（現(xiàn)代說法就是GDP）�？偣┙o總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財政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好，只要消費淪落為生產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就是GDP崇拜癥的根源。就我國的情況看，在經濟改革之前，有點湯普遜所批評的精神學派的傾向；而經濟改革之后有一段時間，則有點湯普遜 所批評的機械學派的傾向。事實證明，這兩種傾向，都不是幸福最大化這個終極目標本身�；貧w幸福：兩個斯密合二為一國內外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財富增長促進幸福增長只是一個假定，而非一個絕對的普遍的真理。在現(xiàn)代經濟學對幸福的回歸中，許多研究表明，財富增長不一定帶來幸福增長。在這些經濟學家中，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譽為現(xiàn)代斯密的阿瑪?shù)賮?middot;森，是一個代表；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也是一個代表。但是，完全否定這個假定，認為財富增長一定不帶來幸福增長，甚至是一定帶來幸福的負
增長，也是不對的。財富增長不一定帶來幸福增長，在邏輯上并不能夠推出幸福增長要求財富負增長（實證研究也不支持這種推論）。
回歸幸福的經濟學，也不否定已有的經濟學的成就。幸福經濟學作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學，當我們記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貨幣計量的所費和所得，其終極目標是幸福最大化時，仍然是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