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國發(fā)生了很多大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無疑是那一年最重大的事件。然而，對于安徽小崗村的農民來說，北京發(fā)生的大事對他們的意義，一時還無法認識到。這一年，他們?yōu)榱四芏啻螯c糧食把肚子填得飽些，把生產隊集體統一經營的耕地，偷偷分到各家各戶去耕種。這些冒著坐牢的風險分田到戶的農民，當時肯定不敢想也沒有時間去想他們的行為會迅速蔓延開來，從而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大幕。40年前農村改革的標志性名詞是“包產到戶”與“包干到戶”�！按蟀�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轉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句流傳全國的話，很好地概括了農村改革初期的情況。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措施，是將過去由生產隊集體所有、集體統一經營的土地，在不改變所有制的前提下，按一定方式承包給農戶家庭分散經營。后來的一系列政策調整，如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與糧食流通體制的改革，鼓勵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土地承包15年不變，15年到期后又延長30年，停止征收農業(yè)稅，農業(yè)支持保護政策的建立與完善等，構成了40年來農業(yè)發(fā)展的壯麗圖景�，F在回頭來看，如果沒有真理標準大討論帶來的思想解放，沒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重大決策，小崗村農民冒著風險進行的分田到戶行為，也不一定能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這一歷史大劇的第一幕。
　　1978年，我是一名初中學生，那一年的9月，我升入初三，準備第二年考高中。14歲的我，住在貴州甕安縣離烏江很近的村子里，每天與同村的伙伴們在山路上步行40分鐘左右去公社的小學上初中，是的，我們在“小學”上初中。我們的學校叫龍?zhí)列�學，帶帽辦了三年制初中，我就是在小學里獲得了初中文憑。當時每天吃兩頓飯，主食是玉米面和大米混合在一起蒸的二合飯，在村子里我家里條件算好的，飯能吃飽，但蔬菜不多，肉不經常吃，水果就很少吃。當時家里孩子多，兄弟姐妹5人，記憶中除了過年，飯桌上肉和菜能讓大家吃夠不爭搶的日子不多。估計當時中國的很多農村家庭都是這樣，主食能吃飽就很不錯了，肉菜等副食都很不充足。當時的農業(yè)發(fā)展水平低，無法滿足居民的需求。
　　今天中國的14歲少年，不會再有40年前14歲的我的記憶。今天的城鄉(xiāng)居民，家里也不再儲存多少糧食，需要了就去超市購買，糧食如此，肉、蛋、奶、蔬菜、水果也如此，市場上各種農產品供應充足，應有盡有，各種食品供應票證早巳成為歷史，城市居民排隊購買農副產品的現象也早已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