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大學之思”叢書

——劉東

這里集中收錄的，多是美國同事們對于高等教育——當然主要是他們自己的高等教育——的批判性反思。

要說“挑剔”的話，這幾乎就是在“雞蛋里挑骨頭”了。——尤其是在晚近的緊張競爭中，人們已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那種既生機勃勃又紀律嚴明的高等教育，幾乎就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比較優(yōu)勢了。而且，這樣的優(yōu)勢竟還能長期地維持不墜，以至于哈佛文理學院前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在幾十年前講的話，居然可以當作剛剛發(fā)表出來的新聞稿來讀：

當外國經(jīng)濟競爭對手似乎在一個接一個的領域里超過我們的日子里，可以再次保證確信一點：美國毫無疑問地主宰世界的一個重大的產(chǎn)業(yè)，那就是高等教育。世界上2/3到3/4的最好大學是在美國。這個事實是最近對美國高等教育展開批評的許多人所忽略的……我們經(jīng)濟中有哪個其他部分能作類似的說明？有棒球隊、橄欖球隊和籃球隊——但名單也到此為止了。沒有人會說今天的美國有2/3的全球最佳鋼鐵廠、汽車廠、芯片制造廠、銀行或政府部門。我們處在高等教育質(zhì)量表上的高端地位是非同一般的，它可能是一項特殊的國家資產(chǎn)，需要加以說明�？杉词谷绱耍�那些遠在大洋彼岸的同事，還是對自己置身其中的高等學府，進行著毫不容情的且不稍間斷的批判。而且，這種批判也并無絲毫矯情之嫌，相反倒是充滿了由衷的憤怒，正如斯坦福大學前校長唐納德·肯尼迪所講的：“高等教育已經(jīng)融入我們的生活。我們在所有的事情上離不開它，也相信它的價值。當它帶給我們失敗，我們就變得失望；而當它開銷太大，我們就變得憤怒。這種超乎尋常、至關重要的機構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樣逐漸成為今天這種狀況的？”——于是也不待言，也正因為這種力道很大又接踵而至的批判，才給了我們這套叢書以持續(xù)不斷的移譯內(nèi)容。

那么，他們都在“挑剔”或批判些什么呢？我在為“大學之憂”叢書所寫的第二篇序文中，曾經(jīng)隨手進行過一些簡單的枚舉：

——憂慮它的過度市場化和企業(yè)化，憂慮它的精神流失；

——憂慮它的批量生產(chǎn)和形式主義，憂慮它的鼓勵平庸；

——憂慮它的集體腐敗和拉幫結派，憂慮它的風格趨同；

——憂慮時而出現(xiàn)弄虛作假和剽竊，憂慮它被外間污染；

——憂慮它像飄蓬一樣無根地變異，憂慮它丟失了傳統(tǒng)；

——憂慮它太貼向財大氣粗的金主，憂慮它失去了獨立；

——憂慮它虛擲納稅人的辛勤血汗，憂慮它有違于公平……

所以，乍看雖然不無矛盾、細想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一方面，即使他們享有相對正常的學術秩序，即使他們的頂尖大學簡直像“漂在錢�！崩铮�可至少照身在其中的人們看來，這個“小世界”也并非什么“理想國”。恐怕正是因此，才至少在自己從事的人文學科，導致了曾經(jīng)讓我蹊蹺不已的現(xiàn)象：“何以美國擁有那么多功力深厚的同行，但將其全部知識原創(chuàng)性疊加在一起，卻遠遠及不上一個小小的巴黎？”a可另一方面，又正因為從來都未曾對現(xiàn)狀滿足過，他們那些富于力道的批判話語，還是從效果上構成了持續(xù)激發(fā)的馬刺，終究使那邊的高校保住了總體的優(yōu)勢�！�—這種充滿張力的辯證狀態(tài)，用我以往發(fā)出的論說來講正是：一方面，“知識群體突然興奮地發(fā)現(xiàn)，大學這個他們最為熟悉的教育機構，正好提供了一個近在手邊的文化案例，使自己可以充分發(fā)揮解析與批判的特長，從而不僅可以指望以自己的寫作活動來改進身邊的境遇，甚至還可以以此來報效大學所屬的總體社會�！倍�另一方面，“同時也要平心地說一句，無論出現(xiàn)了多少問題，又正因為保持著這樣的憂患，正因為可以公開發(fā)表這種憂思，正因為由此可以促進改革，他們的大學才保持著相對的優(yōu)勢，成為當代美國已經(jīng)屈指可數(shù)的優(yōu)勢和驕傲之一�！�

實際上，即使美國只具備高等教育這一個優(yōu)勢，也足以蓋過它許許多多的次要優(yōu)勢，從而在根本上創(chuàng)造著和保持著綜合的國力，這才是美國大學最令人敬畏和值得學習的地方。三年前，我曾在“騰訊思享會”舉辦的授獎儀式上，歷數(shù)過自己對當代中國的種種憂慮，包括“生態(tài)惡化”、“創(chuàng)新不足”、“生育下滑”、“社會萎縮”和“文化垮塌”，等等，而“創(chuàng)新不足”又在其中排得相當靠前，因為它正在把中國拖向“中等收入”的無奈陷阱。——事實上，這一點又跟我們每天都在校園里發(fā)出的長吁短嘆密切相關：“從我作為教授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們的教育還是死記硬背的應試教育，我相信我們的創(chuàng)新是不可指望的。我先教北大、后教清華，我的學生里邊有很多狀元但是他們不會創(chuàng)新，他們的博士論文主題都是老師我給的。一個博士論文題目都找不到，怎么可能做出能打敗喬布斯的新成果？”

出于這樣的憂慮，盡管我常常不贊成某些文人的“東施效顰”——他們往往弄得就連臉上的憤怒都必是“舶來”的——然而，一旦涉及整個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根源”，我們卻又不能不對外部的話語有所觸動與響應，或者說，是不能不去傾聽那些作為激發(fā)動力的對于大學制度的批判反思，并且由此而對身邊的問題發(fā)出觸類旁通的相應反思。無論如何，決不能再擺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架勢，更不能只是琢磨怎么去鉆現(xiàn)有制度的空子，所以它越是千瘡百孔地糟透了，就反而越讓自己有機可乘、有利可圖。否則的話，那一切自夸就都不過是在妄發(fā)“虛火”，既徒然地招人嫉恨，又淺薄得令人噴飯；而我們正在快速崛起的父母之邦，則更匹配不上最起碼的、至少與其體量相適應的“腦容量”，只剩下規(guī)模龐大的肉體身軀，像是尚未進化到“智人”階段的遠古猿人，或者說，是因為缺乏自身創(chuàng)化的前進動能，而像是步履蹣跚、搖搖欲倒的泥足巨人。

熟悉我的友人都知道，這些都屬于我長久的心結，所以也正是我一貫的堅持。而熟悉我的友人也都知道，大概我這輩子最不缺乏的，就是這種“咬定青山”的耐力。正是為此，我已連續(xù)兩次推動過這方面的叢書，也曾一而再地為它撰寫過總序。如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事，由于也都是來自我所任教的學府，也都能分享自己的這份心情——想必主要還是分享了我的這份苦痛——也就在一年以前接過了這個選題，于是乎，眼下也就輪到我來第三次撰寫這種總序了。

應當轉念去想到，我們置身其中的高等學府，并不單純只是用來安頓自己的機構，以至一旦有幸貓到了里邊，就什么樣的話題都可以研究，哪方面的合理性都敢于追問，幾乎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可偏偏就不去研究這個機構本身，更不去追問它的合理性。恰恰相反，這樣的學術與教育機構，其本身也是脫生于具體的歷史語境，也有自己的來龍去脈、起承轉合，因此也就絕不可能是天經(jīng)地義、天然合理的。既然如此，我們就只有通過不間斷的檢討與反思，才有可能一步步地去改進和優(yōu)化它，從而也讓自己在其中發(fā)出的構思，都變得更加自如和富于活力，獲得更上一層的解放與煥發(fā)。

與此同時，在這種潛心研讀的過程中，正由于確然看到了來自西方本身的檢討，從而看出了即使是哈佛、耶魯也并非無懈可擊的，人們也就更容易從以往的盲從中解脫出來，尤其是，從當下對于“一流大學”的亦步亦趨的跟隨中，幡然悔悟和恍然大悟地掙脫出來。事實上，針對這種不走腦子的盲目追隨，自己在以往的論述中早已貶斥過了：“必須警惕這樣一種本質(zhì)主義的傾向：一旦談論起大學，總是貪圖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變應萬變——誤以為只要從西方文明的源頭略加尋索，就準能在那里找到必然預制好的萬應良藥來；甚至，即使很顯然當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實踐中已經(jīng)把那些理念棄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劍地認為：只要能堅持表現(xiàn)得比西方還要西方，就一定會醫(yī)治好當代中國的大學�！�

由此也便不在話下，用以取代這種盲目追隨態(tài)度的，自當是我們本身的開動腦筋與獨立思考，從而讓我們對于中國大學的構想與改造，也變得更加自覺、清醒和胸有成竹，并讓我們置身其中的這些高等學府，也能逐漸配伍當代生活的緊迫要求。無論如何，總還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來加入對于大學本身的這番閱讀與思考，從而從文化基因的隱秘深處，來激活整個中華民族的造血機制�！�—不管譯介的工作將會多么艱澀與吃力，我們都愿把自己的這份額外辛勞，堅持不懈地奉獻給有志于此的讀者們！

2018年11月11日

寫于清華學堂218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