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那些驚世駭俗的女子（代序）

小說寫得久了， 我的大多數(shù)熟人朋友都理所當然地以為我畢業(yè)于某某學院的中文系。少數(shù)幾位真正了解我背景的，在向他們的朋友介紹我時，則會說我畢業(yè)于復旦大學的“外語系”。每當此時，我總會不厭其煩地糾正他們：是“外文系”不是“外語系”�！罢Z”和“文”在別

看來只是皮毛級別上的一字之差，不值得一個頭腦正常的人為此糾結。但對我來說，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一個巨大的觀念差別。實用主義者已經(jīng)把一門語言從它蘊含的人文背景里剝離開來，把它制作成一樣簡單的勞動或貿(mào)易工具。對那種“外國語是XX武器”的說法，我實在不敢茍同。我忍不住要為此發(fā)出點類似于嬰兒不適時發(fā)出的嚶嚶聲——那是我的微弱抗議，即使我的聲音聽起來微不足道，甚至有那么一點矯情。

多年前我考入的那個學科， 全稱是“復旦大學外文系英美語言文學專業(yè)”。進入外文系是一個糾結痛苦的決定，至少在當時。不，準確地說，那都不能叫作決定，因為在權衡的過程中，我起的作用遠非是決定性的。報考外文系，是許多考量因素相互碰撞之后形成的一個妥協(xié)。當時“文革”剛過去三年，記憶的陰影還緊緊尾隨著我們。我父母跟其他人的父母沒有太大差別——都希望能以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為鑒，替子女設計一條遠離災禍的太平安穩(wěn)道路。在那個年代，所有的大學畢業(yè)生都由國家包管分配，工齡相同的畢業(yè)生薪酬沒有差別，所以收入多寡并不在父母們的考慮范圍。我那一生膽小謹慎卻沒有因此受益的父母，堅定不移地相信從醫(yī)是我的最好選擇，因為無論在什么年代，人總會生病，醫(yī)生在刀光劍影里也能安然生存。向來乖巧聽話的我，在那一刻卻有了一絲至死不從的決心。我想象中的高考志愿表上，每一個空格里填的，都應該是中文系。雙方經(jīng)過一個頑強的僵持階段之后，最終得出了一個并不興奮卻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我不考醫(yī)學院，也不考中文系，而是用我自學了數(shù)年的英文基礎，去沖擊外文系的大門。

命運給我的嘲諷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為了謀生，我后來還是成了一名聽力康復醫(yī)師——那是多年之后發(fā)生在另一個大陸的事。

我就這樣陰差陽錯地進入了復旦大學的外文系，像個被逼著嫁了個次等丈夫的女子，多少有點無精打采。在外文系就讀的最初日子里，我內(nèi)心有著強烈的挫敗感——為尚未展開就已夭折的文學夢，為置身于一群見過世面的上海同學而產(chǎn)生的自卑情結。興奮點被真正點燃，是在第二個學年，當基礎語言培訓階段結束，課程逐步向文學傾斜的時候。那個年代的外文系，課程設置環(huán)環(huán)相扣，相當細致全面。除了專業(yè)英美文學的必修和選修課，還有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哲學、歐洲文學史課，駱玉明、豐華瞻、索天章、葛傳椝等諸位先生，都曾經(jīng)是任課或講座課的老師。他們別具一格的授課風格，在我記憶中烙下永久印記。我的大學時代，原版英文資訊非常貧瘠，學生只能依賴從外文書店購買的紙質(zhì)粗劣的影印本原著和文學史料（那時大家都毫無版權意識），以及學貫中西的老教授們的口授，漸漸進入一個由許多振聾發(fā)聵的名字組成的偉大文學傳統(tǒng)。喬叟、彌爾頓、莎士比亞、狄更斯、哈代、巴爾扎克、雨果、霍桑、惠特曼……他們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在這一串熠熠生輝的名字中尋找女人，女人的名字是后來才出現(xiàn)的，稀少且彼此間隔遙遠，正應了一句英文成語“few and far in between”。

女人的名字雖少且間隔遙遠，但一旦出現(xiàn)，便帶著響亮的不可復制的獨特回聲，立刻抓住了我的心。她們在文學史上炸開了一條狹小卻深刻的溝壑，固若金湯的男人世界于是就有了裂縫。女人隨時有可能掉落淹沒在縫隙中，所以她們得奮力攀援，以求在男人的世界里立住身子，于是就有了各種奇聞逸事。比如那個帶著女兒來到巴黎，用一根雪茄和一桿羽毛筆將半個法國文壇收編到她的男式馬褲下，又讓另外半個文壇用唾沫淹沒自己的喬治·桑；還有那個與有婦之夫公開同居，使整個倫敦社交圈子避之如瘟疫，只能以男人筆名發(fā)表作品的喬治·艾略特；還有那個對每一個經(jīng)過她生命的有頭腦的男人寫盡曖昧奉承之語卻終身未嫁，生前沒有署名發(fā)表過任何一首詩作，死后卻被冠上和惠特曼、愛倫·坡齊名的“美國夜鶯”之稱的艾米莉·狄金森；還有那個連下樓梯都需要弟弟背抱，卻膽敢以一場異國私奔在英國文壇上炸起一地飛塵的伊麗莎白·巴雷特·勃朗寧；還有那個讓徐志摩驚若天人，在男人和女人的懷抱里輪番索取溫暖卻最終心懷寂寞地死去的曼殊菲兒……

這些女人在她們生活的年代， 被歸入有傷風化的圈子，大多處于聲名狼藉的境地。即使依照今天相對寬松的社會標準，她們依舊是驚世駭俗的異類，但毫無疑問她們創(chuàng)造了歷史。她們師承了男人們創(chuàng)造的文學傳統(tǒng)，卻沒有中規(guī)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來的道路上。她們從男人的源頭走出來，走入了一個分支。這個分支漸行漸寬，漸行漸遠，最后成為和源頭相映生輝的另一條河流。假如從世界文學史的版圖上抹去這條分支，河流將不再是河流——至少不再是完整的河流。

我必須承認，當年我對這些女作家情感經(jīng)歷的興趣，遠超過對她們文學價值的探究欲。我至今對自己幾十年前的八卦精神毫無羞愧懺悔之心。正是對她們情感生活的追索，引領我一步步地走入她們的頭腦和心智。其實，在那個男人一統(tǒng)文壇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繞過男人而另辟蹊徑的。把女人的文學史說成是女人與男人的關系史，盡管粗魯殘酷，令人難堪不安，但離真相本身并不算過于遙遠。她們同時使用著腦子與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開充滿智慧與勇氣的互動和博弈。她們被男人的才華刺激，同時也用自己的才華刺激男人；她們被男人的身體征服，同時也用自己的身體征服男人；她們被男人稱霸的文壇鉗制，同時也利用男人的聲望和地位，甚至男人的筆名，悄然滲入瓦解并重塑男人的世界。用英國小說家、批評家普萊切特形容喬治·桑的一句話來概括這些女人，她們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過她們，文學不可能再退回到?jīng)]有她們的時候，一切都已經(jīng)不同。

在和男人博弈的過程里，寫書的女人創(chuàng)造了獨屬于自己的聲音，情愛的，欲望的，文學的，社會的，政治的。

她們在風花雪月的書寫中，魯莽地插入了對貧窮不公、性別差距、黑奴貿(mào)易、戰(zhàn)爭、獨立等社會問題的見解，瓜分了慣常屬于男性的話題。男人們一夜醒來，突然發(fā)覺那些他們一直以為是花瓶和飾物的女人，除了對詩歌的韻腳、小說的橋段略有所知，居然也懂得邏輯和哲思。男人的心情非常復雜——震驚，疑惑，贊嘆，嫉妒，仇視，不屑……各種情緒紛沓而至，兼而有之。夢醒之后的男人迅速分化，有的成為女人最堅定的盟友，有的成為女人最堅定的敵人，有的冷眼靜觀事態(tài)的發(fā)展。分化的過程很長，一路延續(xù)至今。

對這些文學女子的好奇，引發(fā)了我想在她們的生活表層撕開一個缺口，借以窺視她們心靈真相的欲望。這個欲望由來已久，卻因故遲遲未能付諸行動。直到幾年前我辭去全職的聽力康復醫(yī)師職業(yè)，贏得了時間的支配權，才慢慢開始了對她們生命軌跡的漫長探索旅途。

這個旅途始于喬治·桑、 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寧夫人。在動筆書寫這本書之前，我都專程去過她們的故居——法國的諾昂鎮(zhèn)，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美國麻省的艾默斯特鎮(zhèn)。我在她們的臥室里憑窗站立，借她們曾經(jīng)的視角，想象她們眼中曾經(jīng)的世界。在她們的舊居，在她們身世的記錄中，我驚異地發(fā)現(xiàn)了一個事實：遠隔著大洋而居的女人們，一生中也許有機會見面，也許永遠沒有，但她們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心里藏著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寧夫人曾經(jīng)以羸弱之軀，冒著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險，在寒冬里穿越半個巴黎去尋找喬治·桑；艾米莉·狄金森臥室墻壁上掛著的唯一飾物，是勃朗寧夫人和喬治·艾略特的畫像……原本素不相識的她們，從世界看待她們的目光中，認出了彼此是知音。在男人的世界里，她們是數(shù)目稀少卻忠貞不渝的盟友。

在她們故居采風途中，我也曾探訪過她們的墓地，在她們的棺槨或墓碑上留下了我的密語，有時是一張紙條，有時是一塊石頭。她們遺留在這個世界上的舊跡，使我漂浮在半空的靈感砰然落地。站在她們墓碑前，我感覺自己觸摸到了她們的靈魂。我猜測著她們在今天的世界里會怎樣生存。是略微容易一些？還是更為艱難？其實，疼痛沒有可比性，艱難也是。前世有前世的齷齪、羞辱、辛苦、輝煌，今世有今世的。假如后世有人會想起今世的寫作女人，能在今世寫作女人的墓碑放上一塊石頭，如同我給前世寫作女人擺上的那一塊，已很奢侈。

離開她們墓地，我知道我的路還會持續(xù)下去，我還會走入曼殊菲兒、喬治·艾略特、弗吉尼亞·伍爾夫、簡·奧斯汀等女作家的人生。在未來的日子里，我也會在她們的墓碑放上我的紙條，我的石頭。

或許，還有我的書——關于她們的書。

張翎

201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