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日常認識中，檔案工作是神秘的。因為一般情況下，大家是不會主動去檔案館或檔案室消遣的。因為它非生活的剛需，檔案機構也沒有廣發(fā)廣告呼吁民眾去查檔。即便是因工作或生活需要去查檔的，如為了認定工齡、為了職稱評定，在邁入檔案機構的那一刻，從要求出示身份證明，到填寫查檔表，再到被安排在專門場所翻閱檔案等，一系列嚴謹?shù)氖掷m(xù)昭示著檔案工作是一件嚴肅的事。而且通常情況下，檔案部門也或被安置在機關“深宅大院”，也可能被作為機要部門看待。這些當前的狀況，均使檔案工作與民眾的距離不那么親近。自然，人們對檔案或檔案工作的認識是神秘的，甚至是能不關注就不關注的。當長期與檔案工作不接觸后，人們似乎都忘記了還有檔案這樣的事物存在。
　　另一方面，即使是專職的檔案工作者，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對自己的職業(yè)缺乏足夠的自豪感與成就感。一方面，大家認為檔案工作既不直接生產(chǎn)物質財富，也不直接從事國家管理、科學技術研究、文藝創(chuàng)作等活動，其是輔助性的服務工作，自然甘居幕后。另一方面，在管理者面前，檔案工作“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是檔案工作者對檔案工作地位的樸實總結。檔案學者胡鴻杰教授在2007年前后帶領的團隊對檔案職業(yè)狀況的調查結果就顯示，檔案工作存在女性化傾向，準入門檻低。
　　上述事實至少從表面反映出一個問題：檔案的價值，或者是檔案工作的社會地位，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更不用談其社會貢獻力的巨大，或其社會影響力的深遠。但真相真的是這樣嗎？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檔案學研究和教學的專業(yè)人員，我是不敢茍同的。那問題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個人認為，是檔案或檔案工作的價值沒有被完全地發(fā)掘出來。因為人們僅僅是從目前的局部認知中評判檔案或檔案工作的價值的，評判的結果即如上述。但如果我們認識到了檔案或檔案工作的更多維度的價值，是不是對檔案或檔案工作的認識就不一樣了呢？繼而才有可能更多地關注和支持檔案活動。特別是，當發(fā)現(xiàn)了檔案或檔案工作的價值與整個社會活動的主要任務密不可分，是否對檔案或檔案工作的認知和支持將完全不一樣？而這，正是筆者在讀博期間就思考的一個話題。即：尋找檔案現(xiàn)象與整個社會活動的宏觀關聯(lián)話題，特別是，如果能從社會化的角度看到檔案或檔案工作在社會活動中的獨特價值，將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話題。
　　一次偶爾的機會，筆者發(fā)現(xiàn)在有關社會風險防控的報道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檔案的身影，如為防止流行病爆發(fā)建立疾控檔案、為保障食品安全建立追溯檔案、為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建立信用檔案等。進一步地跟蹤發(fā)現(xiàn)，從傳統(tǒng)治安、信用、疾控，到新近信息網(wǎng)絡、跨國犯罪、生態(tài)環(huán)境等，在各類新老交錯的社會風險防控中，都提到了建立檔案的重要性。也即，在社會風險防控中，檔案在某種程度上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即，檔案具備社會控制的功能。而事實上，我們可以從學理上分析，因為事物存在不確定性，人際或組織關系處理有投機行為，社會經(jīng)常面臨不同風險。這些問題長期困擾著人們，促使人們采取各類控制手段以減少不確定性和風險，打擊投機行為，維護社會秩序。這時候，檔案就是人們選擇的一種社會控制工具。這種工具因其自身的憑證性而使其控制效用更顯權威與可信。但檔案本身又僅是作為一種工具存在，不能自發(fā)實現(xiàn)功效，所以其需借助一定社會主體的使用，需適用特定的控制情境。這中間，就存在檔案社會控制功能如何實現(xiàn)的機理問題。
　　至此，圍繞著“檔案的社會控制功能”話題，構成了本書的研究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