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7年開始，我就一直在做新瀉縣絲魚川地區(qū)的語言地理學調查。在整理調查材料的過程中，又嘗試思考語言地理學的方法在普通語言學上的意義，從而形成了本書的內(nèi)容。
　　盡管語言地理學的方法是語言學史上一種比較傳統(tǒng)的方法，但我認為，正是這種方法把我們從片面理解語言本質的危機中解救了出來。自從語言學分為歷時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以來，二者中的任何一種方法，都無法避免對語言學本質的認識產(chǎn)生片面的理解，作為共時語言學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也不例外。
　　語言既是一種靜態(tài)的結構，也是歷史的產(chǎn)物。但是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語言地理學方法正是為了能夠在分析問題的同時對語言的共時結構和歷時發(fā)展這兩方面做出調和。
　　從語言學史上看，語言地理學是作為比較語言學的“救援”方法登場的。這樣看來，這種方法似乎帶有一定的被動性。但語言地理學又是一種探尋某地民眾在語言上的個性和創(chuàng)造力、從語言方面探究人與人關系的主動性方法。關于這一點，如果以后有機會我們再詳細討論。
　　除了絲魚川地區(qū)的調查之外，從始于1949年、持續(xù)了15年多的全國實地調查中，我得到了以下幾點心得：第一，那些久居當?shù)啬�默無聞的老人們所說的語言里有十分深刻的含義。現(xiàn)在對我來說，他們并不是作為試驗對象的發(fā)音人，而是跟我同在一個社區(qū)共同經(jīng)營語言生活的親切鄰居。第二，我確信，不管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有多么強大，方言絕不會有消失的一天�，F(xiàn)在中央政府推行的日語標準化工作開展得越多，代表個別性的方言也就越發(fā)閃耀著光輝。
　　在語言地理學的方法上，為我開拓眼界的是賀登崧神父。雖然大學一年級時（1938），我在小倉進平先生的語言學研討課上讀過多扎的《語言地理學》，已經(jīng)學習了語言地理學及其相關知識，但是將這些知識轉化為現(xiàn)實經(jīng)驗，還是從與賀登崧神父一起做絲魚川調查開始的。
　　除賀登崧神父之外，參加絲魚川調查的還有德川宗賢和馬瀨良雄兩位合作研究者。本書中約四分之三的資料是由這二位先生收集的。
　　絲魚川調查所得到的材料現(xiàn)在還在整理中，我正努力讓這些材料能夠盡快面世，屆時將會是一本含有700多幅地圖的《絲魚川語言圖卷》。本書也可以說是這本語言圖卷的中期報告。但是本書的理論和闡釋都來自我個人。同時還要提前說明的是，從整體來看，本書不是對國外已有學說的繼承，只是我個人思考的產(chǎn)物。
　　本書草稿寫成之后，恩師服部四郎先生通讀了全稿，這讓我感到非常榮幸。服部先生還就草稿與我討論了好幾個小時，我們討論的成果也體現(xiàn)在本書之中。
　　如果沒有賀登崧神父這樣的前輩學者，我大概不會開始語言地理學研究；如果沒有兩位合作研究者，我手中也許不會有豐富的研究材料可供思考。另外，如果沒有幸得服部四郎先生這樣的批評者，這本書可能不會是現(xiàn)在的樣子。對如此種種，我的心中只有深深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