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搭臺布景
對于想要了解當今情緒（emotion）研究現(xiàn)狀的人來說，比較好的建議是去閱讀《情緒評論》（Emotion Review）雜志。作為國際情緒研究協(xié)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r Research on Emotion）最早的刊物，《情緒評論》創(chuàng)辦于2009年。當時，在美國、歐洲和其他地區(qū)的學者中間，存在著一股強勁的情感（affect）研究潮流。《情緒評論》的編輯們從一開始就把它定位成主要發(fā)表概念性文章的刊物，以期開拓出該領域跨學科、綜合性的視野。他們不僅會刊發(fā)那些從事情感科學研究的最優(yōu)秀科學家的見解，而且向歷史學家、哲學家和對情感感興趣的人群的觀點敞開大門。因而，關于當代情感研究的進展情況，這本刊物提供了一幅頗為易懂和豐富的圖景。
但是，也正是同一批讀者可能會驚訝或茫然地發(fā)現(xiàn)，這些科學家們連對情緒科學最基本的設想都尚未達成共識。相反，針鋒相對的文章卻頻繁地出現(xiàn)，就好像以前提出的見解對現(xiàn)在這個作者的主張全然沒有影響，也不值得被認可似的。于是給人留下這樣一種印象：情緒研究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科學領域，其中大多數(shù)研究者只是堅持他們充滿爭議的立場和研究策略，而基本的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由于編輯們一再邀請學者就相關選題發(fā)表評論與文章，預期可能會引發(fā)并消除分歧，這一點就變得更加明確。這種狀態(tài)被詹姆斯·格羅斯（James Gross）的《未來實在太明亮了，我得戴上墨鏡》一文捕捉到，他在文章中考察了情緒研究的未來。在一個據他說不是給“內心軟弱”的讀者準備的小節(jié)中，格羅斯先回顧了情緒研究領域面臨的“諸多棘手概念和經驗挑戰(zhàn)”，隨后為研究者介紹了“許多非凡的概念和經驗機會”，在討論中，他還警告讀者“如果你是個容易犯迷糊的人”，最好還是選擇回避。
在寫完一本心理創(chuàng)傷（psychic trauma）概念的譜系研究著作（《創(chuàng)傷：譜系研究》［Trauma: A Genealogy，2000］）之后，我最開始于2000年左右將注意力轉向情緒問題。當美國精神病學協(xié)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精神疾病診斷統(tǒng)計手冊》（Diagnostic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1980年）第三版（DSM�并螅┲�，正式承認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Post�睺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時，幸存者內疚（survivor guilt）也被列入該障礙標準中，我認為這是一個有趣而且重要的變化。但隨后在DSM�并蟮�1987年修訂版（DSM�并驲）中，這種情緒的地位被降級到僅僅作為一種條件性的“相關性”特征上。在探尋這個主題的過程中，我意識到以往被認為屬于幸存者內疚的位置，已經被羞愧（shame）概念所取代。隨后出版的那本書，其目標便是解釋從內疚到羞愧這種轉變發(fā)生的原因和條件，這部著作后來以《從內疚到羞愧：奧斯威辛及其后》（From Guilt to Shame：Auschwitz and After,2007）為名出版。自此開始，我更廣泛地沉浸在情緒科學的文本中。
在情緒科學依此發(fā)展的過程中，才華橫溢的文學批評家伊芙·科索夫斯基·賽吉維克是關鍵人物之一。她從1995年開始，借助于提醒學者們注意美國心理學家西爾萬·湯金斯對羞愧問題的研究，開創(chuàng)了人文學科的情感轉向。賽吉維克相信，對于有興趣把情緒問題理論化的人來說，湯金斯是一個直到現(xiàn)在仍然被忽視卻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但是，我越是深入考察賽吉維克和湯金斯的著作，就越懷疑這兩位學者的說法。此外，賽吉維克認為，她正在傳遞的是湯金斯的科學思想與當代情緒和自我論爭相關的訊息，但正如我很快發(fā)現(xiàn)的那樣，這些想法事實上早已深植于美國心理學當中，甚至已經成為情緒科學的主導范式，這一范式正是由湯金斯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保羅·艾克曼和卡羅爾·伊扎德提出的。
基于進化論和其他方面的理由，湯金斯及其追隨者設想存在著某些數(shù)量有限的、彼此分離（discrete）的、源初的或“基本的情緒”，它們作為某種普遍人性的組成部分，其特征是標志性的面部表情和特定的行為模式與自發(fā)的反應。當我開始考察這些主題時，艾克曼的假設和發(fā)現(xiàn)尤其主導著該領域的科學研究。但我不認為他的觀點是正確的。相反，我懷疑艾克曼所做的一些圖像實驗（iconic experiments）存在問題。這之后，了解科學家們對這些實驗有效性的質疑也讓我產生了興趣。尤其是當我發(fā)現(xiàn)，早在1994年，艾克曼的學生阿蘭·弗里德隆德（Alan J. Fridlund）和心理學家詹姆斯·羅素（James A. Russell）就曾對湯金斯-艾克曼的立場提出過有力的批評。他們認為，在其理論支撐中所援引的實驗證據是不充分的，對結果的一般性解釋也缺少道理。盡管如此，我還是花了一些時間尋找切近這些學者著作的方式，因為我在一開始就提到，認為艾克曼的觀點行之有效的科學家通常不承認外界對他們的批評，無論是眼下這些，還是其他相關的批評。
以保羅·格里菲斯（Paul E. Griffiths）的《情緒究竟是什么：心理學范疇問題》（What Emotions Really Are: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ical Categories）一書為例，這本書可以說是近年來最有影響力的情感研究著作。在這部極為自信的著作中，對生物學哲學尤其感興趣的哲學家格里菲斯提出了一系列互相關聯(lián)的主張和論點。正是這本書讓他介入認知主義者（congnitivist）和非認知主義者（noncongnitivist）之間的長期爭論當中。認知主義者強調情緒中的認知、意向和意義的重要性，而非認知主義者則否認認知是許多情緒反應的必要條件。格里菲斯批評認知主義者是扶手椅式的哲學家（armchair philosopher），他們沉湎于概念分析而忽略了經驗上的發(fā)現(xiàn)。相反，他擁護湯金斯·艾克曼的“情感程序理論”（affect program theory，又譯為“情動程序理論”），或隨后被稱為“基本情緒理論”（Basic Emotion Theory）的研究，至少對特定類別的情緒現(xiàn)象來說，這是正確的科研方法。在早期的研究中，我就注意到了格里菲斯的著作。在我看來，這在當時是最具啟發(fā)性的研究之一，該書不但浸透了各相關科學領域的最新成果，而且致力于多種具體而強有力的辯護論點。令人驚訝的是，格里菲斯在書中并未提及外界對艾克曼著作現(xiàn)存的批評，尤其是弗里德隆德和羅素最近發(fā)表的意見，基于這一點，我認為他對這個領域的見解有失公允。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格里菲斯后來用承認那些批評雖無效但有趣的方式來化解批評。但從某種重要的意義上說，這些批評已然構成威脅，因為他1997年出版的那本書，普遍被讀者當作明確回應情感研究中最緊迫問題的著作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