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nèi)祟惤K其一生都在攻瑕指失、接受表揚和（往往心有不甘地）夸贊他人�？深A的生活愿景可能會包括比重各異的功與過，而我們之中無人能夠遏制評價他人和自身行動的欲求，無論是褒是貶。我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經(jīng)歷了進化過程的大腦試圖理解“X 對Z 做了Y”的行動和互動。X 導致Y 發(fā)生，而Z 承受其后果。我們不會像看著雨水在窗臺上滴成水坑那樣漠然目睹X-Y-Z 接連發(fā)生。相反，我們賦予這些序列以道德分量，我們每天屢屢判定自己或他人是否做了正確之事（往往不多加推敲）。不僅如此，我們希望做對事的人獲得獎賞，做錯事的人受到懲罰。本書聚焦于我們?nèi)祟惾绾螌λ�人以及我們自己的行動做出公正的賞罰。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研究、寫作和教學中，我的大多數(shù)專業(yè)作品關心的是革命、社會運動和國家轉(zhuǎn)型等大規(guī)模政治過程。任何研究或參與過這些過程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功與過無處不在。政治領袖（經(jīng)常不正義地）將政權(quán)之功據(jù)為己有，在事態(tài)不妙時將罪過推給政敵或下屬，有時還向支持者授以勛章、頭銜或掛名的閑職。評功論過同樣也發(fā)生在其他社會場合中，大到企業(yè)，小到家戶。無論場合大小，社會生活中隨處可見功與過。

2006 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書《為什么？》。那本書的核心問題是：當人們?yōu)樽约核�做、自己所見或他人所為之事面向其他人給出理由時，發(fā)生了什么？書中給出了兩個a相互聯(lián)系的答案。首先，理由的給出者在四種不同的理由中選擇：慣例—“生活不易”，準則—“這是規(guī)定，我必須遵守”，技術性說明—“作為醫(yī)生，我們對病因的看法如下”，以及故事—“杰里被喬惹怒，把喬暴揍了一頓”。其次，即便是對同一件事，理由的給出者也會依據(jù)與接收者的關系而給出有著系統(tǒng)性差異的理由。對于一個孩子的暴脾氣，心理醫(yī)生和孩子奶奶給一位母親的理由大不相同，我們覺得這很正常。再次，每當人們彼此給出理由時，他們總在同時協(xié)商、建立、改變或確認他們之間的關系。多數(shù)理由的給出是在確認既有的關系，所以，當有人給出不當理由時，我們會感到驚訝或不安�！稙槭裁�？》用上述洞見審視形形色色的社會生活場景，包括法庭上的理由給出、公開辯論以及向非專業(yè)人士解釋專業(yè)科學的努力。

《功與過》承接了一個《為什么？》故意擱置的問題。當某人的行動嚴重影響了其他人的福祉，而我們?yōu)檫@個人的行動給出理由時，我們在對此做什么？當我們在自己和受到上述這類行動影響的人之間看到某種聯(lián)系時，我們不會對這種影響置若罔聞，用一句“不可避免”和“無法解釋”了事。相反，我們試圖評功論過，有時為不利的形勢自責，有時為有利的結(jié)局領功。不僅如此，我們還在功過中尋求正義。我們并不滿足于只是對導致上述后果的行為做出聰明或全面的解釋。我們要求罰當其罪，賞當其勞，賞罰分明。不同群體和時期有不同的正義標準。但正義的共通點比文化相對論者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功與過》找出那些共通點，并闡明它們是如何在小到朋友之間的爭執(zhí)，大到為了平息政治爭端而設立的全國委員會中起作用的。

盡管對功與過的思考已有數(shù)年，但直到寫作本書時，我才意識到自己搞錯了一點。我一直以為功過互為鏡像：罪過是功勞的倒置。但在考察個案時，我開始認識到，不同于功勞的認領與獲取，罪過引發(fā)了良善的我們和卑劣的他們之間的區(qū)分，使我們和他們之間的邊界更難逾越。不僅如此，相比功勞的共享、認領或獎勵，罪過幾乎總是要求“所為”和“所得”之間具有更嚴格的對應。我肯定還遺漏了其他同樣重要的見解，而讀者能一眼看出來。那再好不過了。畢竟，日常經(jīng)驗使我們都是功與過的專家。

有功則賞。對這本書最大的幫助來自那些不懈批評的朋友。亞當· 阿什福思（Adam Ashforth）、克里斯蒂安· 達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林恩·伊登（Lynn Eden）、安德烈亞斯· 科勒（Andreas Koller）、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克里斯·蒂利（Chris Tilly）和薇薇安娜·澤利澤（Viviana Zelizer）對本書手稿提出了睿智的建議，約迪·貝德（Jodi Beder）對本書文字做了無可挑剔的編輯加工，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