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土耳其”一詞源于西方人的稱謂。早在11世紀末的十字軍東征時代，歐洲人開始將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血統(tǒng)穆斯林所征服的安納托利亞稱作土耳其抑或土耳其亞，而將生活在土耳其的突厥血統(tǒng)穆斯林稱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祖先，是游牧于中亞草原的突厥部落。土耳其人的歷史，以入主安納托利亞作為起點，可以劃分為奧斯曼土耳其時代和土耳其共和國時代，而奧斯曼土耳其時代的國家亦稱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時期，統(tǒng)治階層自稱奧斯曼人，以示具有高貴的血統(tǒng)，至于土耳其人則泛指分布在安納托利亞高原諸地和操突厥語的下層村民。1921年，安卡拉大國民議會通過臨時憲法，首次明確宣布將土耳其作為新的國家名稱。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正式誕生。土耳其語在奧斯曼帝國時期采用阿拉伯字母的書寫形式，土耳其共和國誕生后改用拉丁字母。土耳其共和國具有伊斯蘭教的濃厚氛圍，穆斯林約占全國總人口的99%，盛行遜尼派伊斯蘭教，亦有少量什葉派穆斯林，屬于什葉派的分支阿拉維派�，F(xiàn)代意義上的土耳其人特指操土耳其語和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耳其國民。盡管土耳其共和國憲法明確區(qū)分國籍歸屬與宗教信仰的差別，然而土耳其共和國的非穆斯林國民中自稱土耳其人者寥寥無幾。

“安納托利亞”一詞源于希臘語，本意為“太陽升起的地方”，特指希臘人眼中的日出之處即愛琴海東岸。在希臘人之后，羅馬人將安納托利亞稱為亞細亞，繼而稱之為小亞細亞。安納托利亞作為亞洲大陸與歐洲大陸的接合點，介于古代世界的兩大語系即閃米特語系與印歐語系分布區(qū)域之間，具有極其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和近乎神奇的文明魅力。獨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形成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在安納托利亞的重疊與交匯。土著城邦的建立、希臘化、羅馬化、基督教化、突厥化、伊斯蘭教化以及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歐化，塑造出安納托利亞不同時代的文明斷層和歷史坐標。東西交融的深厚文化積淀，在安納托利亞的土地上編織出色彩斑斕的絢麗畫卷。

早在距今近4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在安納托利亞高原。印歐語系的分支族群建立的諸多城邦，開辟了安納托利亞古代文明的先河。首先登上安納托利亞文明舞臺的古代族群是印歐語系的分支赫梯人。赫梯人建立的城邦是安納托利亞最早的國家，赫梯人城邦的建立，掀開了安納托利亞古代文明的序幕。繼赫梯人之后登上安納托利亞文明舞臺的呂底亞人，所操語言亦屬印歐語系分支。呂底亞人占據(jù)的區(qū)域介于黑海與愛琴海之間，與希臘人之間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呂底亞人與希臘人在安納托利亞建立的殖民城邦之間的戰(zhàn)爭，提供了古希臘神話傳說的珍貴歷史素材，諸多動人心弦的情節(jié)流傳至今。分布于呂底亞王國北側的弗里吉亞人，不僅所操語言屬于印歐語系的分支，而且采用早期希臘字母作為書寫形式�！逗神R史詩》曾經(jīng)提到弗里吉亞人，希羅多德的《歷史》亦曾記載了弗里吉亞人創(chuàng)造的文明。弗里吉亞王國與古希臘城邦之間往來頻繁，相傳弗里吉亞人曾經(jīng)卷入特洛伊戰(zhàn)爭，亦傳弗里吉亞國王邁達斯曾經(jīng)娶希臘女子為妻并向希臘宗教圣地德爾菲神廟貢獻祭品，弗里吉亞王國的國王戈耳狄俄斯甚至出現(xiàn)于希臘神話之中。《荷馬史詩》中關于特洛伊戰(zhàn)爭的動人故事，訴說著安納托利亞的塵封往事。透過古典建筑的斷壁殘垣，不難發(fā)現(xiàn)希臘羅馬文化在安納托利亞的斑斑痕跡。

公元后最初的千年，安納托利亞屬于基督教世界，時人稱之為比拉德·魯姆（Bilad al�睷um），意為“羅馬的土地”。自7世紀中葉開始，阿拉伯人征服的狂潮席卷西亞北非的廣大地區(qū)，安納托利亞成為拜占庭帝國僅存的亞洲領土。拜占庭帝國統(tǒng)治時期，安納托利亞構成基督教世界的東部邊緣，安納托利亞南側的陶魯斯山則是穆斯林對基督徒發(fā)動他們心中的圣戰(zhàn)的理想去處。11世紀突厥人入主西亞，此后突厥人自東向西擁往安納托利亞，開辟了安納托利亞之突厥化和伊斯蘭教化的先河，安納托利亞的政治格局、人種構成和宗教信仰隨之逐漸改變，其與歐洲基督教世界之間的關系漸行漸遠，希臘語和基督教在安納托利亞的歷史舞臺悄然淡去。與此同時，伊斯蘭教所承載的東方文明元素逐漸植根于安納托利亞的沃土，進而深刻改變了安納托利亞的歷史進程。奧斯曼帝國自14世紀初橫空出世，在百余年間攻城略地，兼并安納托利亞，征略巴爾干半島，降服阿拉伯地區(qū)，雄踞于亞非歐大陸的中央地帶，成為繼波斯帝國和阿拉伯帝國之后中東歷史長河中再度閃亮登場的龐大帝國，東地中海世界的地緣政治格局由此明顯改變。1453年，奧斯曼帝國大軍攻陷君士坦丁堡，歷時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國至此壽終正寢。君士坦丁堡從此改稱伊斯坦布爾，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在歐洲基督徒的眼中，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儼然是羅馬文明和拜占庭帝國的繼承人。奧斯曼帝國在世界歷史的舞臺上歷經(jīng)六百余年的滄桑，可謂亞非歐大陸中央地帶最后的封建帝國。伊斯坦布爾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古典時代的多處遺址至今猶存，拜占庭帝國時期建造的圣索菲亞教堂與奧斯曼帝國時期建造的藍色清真寺以及托普卡帕宮交相輝映。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位于安納托利亞中部，地處古代商路要沖，現(xiàn)存赫梯城市、羅馬神廟和拜占庭城堡的遺跡以及塞爾柱時期建造的阿拉丁清真寺，濃縮著往日的輝煌。

近代初期，奧斯曼帝國雄踞中東，尚且保持擴張態(tài)勢，在與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對峙中占據(jù)上風。自工業(yè)革命起，歐洲基督教世界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實力天平日漸傾斜。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的啟動，歐洲列強迅速崛起，而奧斯曼帝國依然處于沉睡的狀態(tài)，由此形成兩者之間的巨大歷史落差。歐洲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侵蝕著奧斯曼帝國傳統(tǒng)文明和舊秩序的根基，遼闊的疆域內矛盾疊加，衰落的跡象日漸浮出水面。奧斯曼帝國無力抗衡來自西方的沖擊，往昔如日中天的龐大帝國雄風不再，輝煌遠去，已成長河落日之勢，儼然是西方列強眼中的“歐洲病夫”。進入19世紀，伊斯坦布爾的蘇丹開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舉措，效仿西方列強，組建歐式新軍，改革政府體制，引進西方世俗法律，現(xiàn)代西方元素滲入奧斯曼帝國的諸多層面，西方時尚風靡一時，地緣政治亦逐漸呈現(xiàn)出西化的走向。土耳其共和國誕生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之上，歷經(jīng)“一戰(zhàn)”結束后風雨飄搖的動蕩年代，跋涉前行于崎嶇坎坷的苦難旅程，歷史的車輪從伊斯坦布爾向安卡拉一路駛來，安納托利亞的大地迎來了現(xiàn)代化的嶄新活力和勃勃生機。

隨著國際環(huán)境的劇烈變化，土耳其共和國的地緣政治走向表現(xiàn)出明顯的兩面性，脫亞入歐與脫歐入亞之爭貫穿土耳其共和國近百年來的政治進程，西向戰(zhàn)略與東向戰(zhàn)略此消彼長。土耳其共和國自1923年成立伊始，遵循西化的發(fā)展道路，積極擴大與西方世界的交往合作。凱末爾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表現(xiàn)出世俗化的明顯傾向，旨在淡化土耳其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地緣界限。“二戰(zhàn)”結束后，冷戰(zhàn)的帷幕徐徐拉開，東西方之間形成劍拔弩張的對峙局面。特定的國際環(huán)境深刻影響著土耳其的地緣政治走向，而俄土戰(zhàn)爭的陰影已然是土耳其人揮之不去的夢魘。如同英法特別是沙皇俄國的威脅導致奧斯曼帝國在“一戰(zhàn)”期間與德國結成軍事同盟，“二戰(zhàn)”結束后蘇聯(lián)的威脅導致土耳其在冷戰(zhàn)時代倒向西方陣營并加入北約。此間，土耳其與西方世界進入蜜月期，成為西方世界的國際戰(zhàn)略盟友，加強與西方世界的全方位聯(lián)系則是土耳其外交的首要目標。1987年，土耳其政府正式申請加入歐盟；1999年，歐盟赫爾辛基峰會決定將土耳其列為歐盟正式候選國，土耳其脫亞入歐的地域戰(zhàn)略走向達到極致。

盡管如此，土耳其畢竟具有長達千年之久的東方文明傳統(tǒng)，伊斯蘭教已然深深植根于安納托利亞的沃土。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之初，官方亦曾明確規(guī)定伊斯蘭教信仰作為土耳其國民身份認同的三大要素之一。20世紀后期，土耳其國內政治環(huán)境漸趨寬松，伊斯蘭復興運動暗流涌動，諸多伊斯蘭政黨隨之登上土耳其政治舞臺。后冷戰(zhàn)時代，蘇聯(lián)解體，土耳其與其北方宿敵之間的緊張關系明顯緩解。隨著國際環(huán)境的劇烈變動，土耳其與西方世界之間的矛盾逐漸浮出水面，蜜月不再。冷戰(zhàn)時代，土耳其與東方國家之間聯(lián)系甚少。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伊斯蘭政黨的崛起，強化東方外交成為諸多伊斯蘭政黨的施政呼聲，脫歐入亞的地緣戰(zhàn)略漸露端倪。正義與發(fā)展黨執(zhí)政以來，試圖改變以往從屬于美國和依附于西方世界的地緣政治傳統(tǒng)和長期以來親西方的外交政策，致力于東西方之間的平衡外交，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業(yè)并贊賞哈馬斯的民選政治，譴責以色列實行國家恐怖主義，呼吁黎巴嫩實現(xiàn)民族和解，提升其在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影響力，地緣政治的觸角進一步伸向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

成為歐洲大家庭的一員，可謂土耳其共和國的百年夢想。加入歐盟既是土耳其共和國歷屆政府長期以來渴望實現(xiàn)的目標，亦是土耳其西向地緣戰(zhàn)略的集中體現(xiàn)。然而，土耳其加入歐盟似乎過于一廂情愿，申請加入歐盟的道路步履維艱，歐洲大國始終未見誠意，屢屢以人權和宗教作為借口百般阻撓，將土耳其拒于門外。入歐受挫無疑是影響土耳其地緣政治走向的重要原因，土歐關系隨之漸行漸遠。近年來，土美關系亦趨于惡化，對于土耳其的西向地緣戰(zhàn)略更可謂雪上加霜。與此同時，土耳其另辟蹊徑，試圖拓寬國際空間，初步形成脫歐態(tài)勢，東向外交成為土耳其新的國際戰(zhàn)略支點。

通常認為，土耳其入歐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信仰伊斯蘭教是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最大障礙，實際情況不然�？v觀國際舞臺，決定地緣政治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利益的得失，并非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更非宗教信仰的差異。土耳其入歐無望，英國卻艱難跋涉于脫歐之路，兩者貌似毫無關聯(lián)，卻有異曲同工之處，耐人尋味。俄羅斯與土耳其同樣地跨亞歐大陸，且政治重心位于歐洲，信奉基督教長達千年之久，歷史上與歐洲諸多國家聯(lián)系密切，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皆曾與英法結為盟友，當下卻被視作西方世界的天敵而被拒于歐洲之外。相比之下，土耳其與俄羅斯盡管宗教信仰各異，卻在當下國際秩序劇烈變動之際冰釋前嫌，化敵為友，多方位展開積極合作，進而形成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的三方相向互動，在中東地緣政治版圖已然占據(jù)半壁江山。

現(xiàn)實是歷史的延伸。土耳其不僅地跨亞歐大陸，而且位于地中海文明圈與伊斯蘭文明圈的重疊區(qū)域，兼有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雙重傳統(tǒng)，地緣政治走向表現(xiàn)為脫亞入歐和脫歐入亞的兩面性，隨著時代的變遷在西方與東方之間搖擺不定。土耳其地緣政治的未來走向，或因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分歧而延續(xù)西向外交戰(zhàn)略，或因與西方世界之間的矛盾分歧大于共同利益而實施東向的地緣戰(zhàn)略，或采取平衡外交而在地緣戰(zhàn)略層面兼顧東西方。土耳其目前尚屬西方陣營，身在北約且向往加入歐盟，與西方國家具有諸多的共同利益，融入西方世界符合土耳其的國家訴求，雖有意分手卻心存糾結。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國，其武裝力量之規(guī)模在北約內部僅次于美國而位居第二，加之地處歐洲通往東方的門戶，是美國實施中東戰(zhàn)略和從南部圍堵俄羅斯的重要支點，地緣政治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近年來中東難民大舉擁向歐洲，歐洲諸國面臨巨大的壓力和挑戰(zhàn)，而土耳其由于所處的地理位置，成為當下遏制中東難民擁入歐洲的橋頭堡，土耳其若轉向脫歐入亞，勢必導致歐洲東南方門戶頓開，這些也令西方世界難以輕言放棄土耳其。土耳其轉向東方的地緣戰(zhàn)略，或許只是聲東擊西，然而若最終依然入歐無望，亦不排除與西方世界分道揚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