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出中華法系三化論，此說一出，將春秋戰(zhàn)國大秦帝國時代能夠吞并六國，統(tǒng)一中原，從而形成中原帝國的國家治理方法歸結到法律上的令行禁止，獎勵軍功，這個結論還商鞅以公正的法律史冊地位，而不僅僅是兩次變法失敗被殺，變法失敗而告終。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制的法家化具有厘定是非的學術意義。如果帶著多元視角看中華法系，就會呈現(xiàn)出一種立體的、比較全面、比較系統(tǒng)的中華法系形態(tài)，而不是簡單化的、平面化的中華法系。試想，如果把中華法系延綿數(shù)千年，今天依然保持生命力，過于簡單化地理解，那么就只能勾畫出中華法系儒家化、倫理化、禮法不分，進而發(fā)展成為法律與政治同一無有區(qū)別，這樣的結果，一方面忽視中華法系研究的獨特視野與方法，使法學成為主流學科（比如歷史、文學）的附庸，其結果法學將被日益邊緣化，其支撐國家政治管理，其作為政治家身邊的助手的功能就會消失，那么法學的使命就會大大弱化、漸漸稀釋，終走向虛無。這是法學者們?nèi)f萬不愿看到的。作者研究，為法史學者沖破固有藩籬，奠定學科獨立地位，開創(chuàng)了一條解說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