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話（節(jié)選）

小說結(jié)束了，但人生依舊在繼續(xù)。
傳染病結(jié)束了，但人生依舊在繼續(xù)。
我想把MERS事件寫成小說，是在二○一六年的晚春。距離二○一五年五月，名為中東呼吸綜合征的傳染病席卷朝鮮半島已經(jīng)一年了。面對MERS事件一周年，很多媒體都想采訪痊愈的病人或遺屬。我從幾位記者那里得知，很多MERS受害者都不愿受訪，我好不容易聯(lián)系上幾個人，他們委屈地哭訴著MERS是如何毀掉自己的人生，卻仍不愿跟記者見面。雖然記者答應他們會遮住臉、使用匿名，事前也都可以協(xié)調(diào)訪綱，但這些受害者無法相信媒體提的條件。他們說，如果網(wǎng)友要人肉搜索，就沒有能隱瞞的事。誰都不想再次被貼上MERS病人的標簽。
我重新看了二○一五年與MERS相關的新聞和電視節(jié)目，與官方和醫(yī)護人員有關的內(nèi)容多不勝數(shù)，報道MERS受害者的卻少之又少。就算有，內(nèi)容也多半是按照確診順序編碼住進隔離病房后所發(fā)生的事。他們作為自由的個人、社會共同體的一分子，卻沒有人報道他們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
于是我開始著手寫MERS受害者的故事。
初幾個月，我也很擔心無法提筆寫出這部長篇小說，因為在取材過程中，腦中沒有浮現(xiàn)出組成小說架構(gòu)的場景，想寫和能寫是兩回事。就在我決定放棄時，遇到了重新點燃火種的有緣人。我覺得這是那些離開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讓我一定要完成這部小說。
在說出不會遺忘會永遠記住這些話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應該記住什么，必須找回人，而非數(shù)字。
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我與受害者見了面。其中也有很想見但終未能見到的人；也有在我放棄見面后又偶遇的人，我很感謝那些跟我見面和未能見面的人。我很能理解他們那種復雜的心情和必須面對現(xiàn)實的無奈。正因如此，我覺得很難以現(xiàn)實的人物、事件和背景為基礎去創(chuàng)作紀實文學。
人們被狹隘地劃分成正常與非正常的，而被劃分在非正常里的這些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貼上標簽，被人厭惡，若不徹底改變這一點，MERS受害者的故事就永遠只能停留在小說虛構(gòu)的框架里。雖然我將見過的這些人更改了設定，但仍希望原原本本地寫出他們的痛苦，那些有時是嘆息、有時是淚水、有時是悲鳴、有時是掙扎、有時是沉默的痛苦。
我長時間地凝視他們、聆聽他們，和他們一起查閱數(shù)據(jù)、實地考察，這過程讓人感到悲涼。他們的話語和嘆息，深深刺痛著我的心。
巨大、冰冷的高墻暴露了出來。
相關部門和醫(yī)院不承認錯誤，因為不承認，所以沒有任何補償和賠償。那些無辜感染MERS而死亡的病人遺屬和死里逃生的病人，證明了相關部門和醫(yī)院的錯誤，用這種方式對待因傳染病失去一切的人何其殘忍。絕大多數(shù)受害者都不具備專業(yè)醫(yī)學知識，很多人一輩子沒上過法庭，對法律知識也一無所知。
受害者的敘事也常在這里失去方向。傾吐委屈的痊愈者和遺屬，記不清楚在隔離病房接受過怎樣的治療，病人的病情何時開始惡化以及惡化的程度如何。他們只記得好好的一個人在短短十天、半個月內(nèi)，不斷在死亡線上掙扎，這讓他們陷入深深的絕望。
生與死不能交給運氣。只因自己沒有感染，只因自己沒有搭乘那艘船，就覺得自己很走運的想法，未免太過淺薄且愚蠢。況且，不向陷入水深火熱的人伸出援手，反倒排斥他們，這絕非社會共同體的意義。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和《火星救援》之所以觸動人心，是因為社會共同體沒有放棄個人，沒有用經(jīng)濟損失和成功的可能性高低去衡量該堅守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