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不可能詳盡比較1957年課程和1963年課程。不過，請允許我提出幾個要點，讓讀者在閱讀講稿時可以思考得更深入一些。兩次課程最為顯著的差異是施特勞斯講課的方式：［iii］1963年上課時，施特勞斯會讓人照著書高聲朗讀出對話的每個段落（由Donald Reinken代讀），而1957年上課時，他通常是先親自復述文本，然后再進行評論。如此差異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1963年的那次課程沒能把這篇對話講完，他沒有討論對話結尾的神話，僅用三言兩語簡單加以概括。但是，1963年的課程某種意義上更加貼近文本，而且作為兩次課程中的第二次，它應當被看作更權威的來源，從中可以看出施特勞斯對這篇對話深思熟慮的看法。在這一點上，還有兩點對于學生和學者們意義重大，其一是1963年課程的錄音保留了下來（在施特勞斯中心的網站上可以下載），另外，施特勞斯在1965年春開設柏拉圖的《普羅塔戈拉》研討課時，專門用了前三次課來總結1963年課上對《高爾吉亞》的解讀。
至于兩次課程在內容方面的差異，我只提兩點。第一，1963年課程一開始是廣泛討論了在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雙重挑戰(zhàn)下政治哲學何以可能，而1957年課程一開始則更加寬泛地思考了柏拉圖如何理解哲學本身的意義，在思考教條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問題時，施特勞斯直接比較了柏拉圖為一方，笛卡爾及其后繼者為另一方的兩種思想。如果說1963年課程作為《高爾吉亞》的解讀要更好，那么，1957年課程的第一講則比1963年課程的第一講涉及更廣泛的旨趣，因為前者探討的是更根本的問題（閱讀1957年課程的第一講時，應當以同年的第十二講為補充，施特勞斯在第十二講中討論了柏拉圖的理式論）。
第二，在解讀對話方面，或許兩次課程之間最為重大的差異在于施特勞斯對卡利克勒斯的性格的分析。在兩次課程中，施特勞斯都反復強調卡利克勒斯不可能被蘇格拉底說服；他不像珀洛斯，蘇格拉底在珀洛斯身上至少取得了某種成功，卡利克勒斯卻不可能被蘇格拉底的論證或修辭術打動。他在對話中代表哲人不可能真正打動的那類人。但是，為什么卡利克勒斯如此固執(zhí)？在1957年課上，施特勞斯最初強調，卡利克勒斯頑固的根源在于他的軟弱和他對自我放縱的欲望。只有在后來并且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施特勞斯才提及卡利克勒斯的性格或關切中的另外兩個特征，而它們在1963年課上得到了著重強調：第一，卡利克勒斯被習俗奴役，這尤其表現在他執(zhí)著于某種男子氣概的影像，根據這影像，真正的男子漢絕不會離開自己的崗位或在論證中放棄自己的立場；第二，他對好人受苦、壞人享福感到憤怒。但在1963年課上，卡利克勒斯的復雜性格中的這兩個方面被表現得更充分、更形象，特別是卡利克勒斯的憤怒。相關討論得出了一個迷人的說法施特勞斯稱之為自我辯護的辯證法，即，對于免受不義的合法關切可以導致人最終走向僭主式的侵犯行為。
雖然存在如上差異，但兩次課程基本上是以同樣的方式解讀這篇對話。施特勞斯的看法在兩次課程之間或在第二次講課過程中并沒有大的改變。我在這里很難充分道出施特勞斯整個《高爾吉亞》解讀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但我要指明一些主要特征。不像大多數研究者，［iv］施特勞斯并未將對話解讀成對修辭術的徹底譴責。他解讀的關鍵在于，修辭術依舊是這篇對話的中心主題，貫穿了對話的三個主要部分：高爾吉亞部分、珀洛斯部分和卡利克勒斯部分。根據施特勞斯的說法，第一部分，尤其是第二部分對修辭術的嚴厲批評，逐漸讓位于第三部分中更為復雜的論斷，該論斷在某些重要方面恢復了修辭術的地位。
《高爾吉亞》中對修辭術的審查，證明部分意義上是對修辭術的必要性的審查，修辭術甚至或尤其對于哲人而言也有必要。蘇格拉底或許實實在在會批評高爾吉亞所實踐并講授的智術式修辭術，但他也指向了一種新型修辭術，它可以彌合哲學與城邦之間的鴻溝。施特勞斯分析了這種新的、高貴的修辭術的許多方面，但請允許我只突出他特意強調的三點。第一，蘇格拉底在《高爾吉亞》中勾勒的這種修辭術以間接的方式，通過控訴城邦或通過召喚城邦到哲學的法庭面前，為哲學作了辯護。第二，為了達到預期效果，這樣的修辭術必須抽離哲學的頂點或者對其保持沉默，理式論在對話中缺席就說明了這一點。缺失的頂點施特勞斯在1963年課上反復談到這點。第三，對哲學的頂點的沉默也是對哲學的快樂的沉默，因而這種新的修辭術主張徹底區(qū)分快樂與善。
當然，施特勞斯就《高爾吉亞》所指向的這種修辭術有十分豐富的論述，以上只是其中三點。就像他反復強調的，這樣一種修辭術無論在目標和性質方面都相當不同于《斐德若》的愛欲修辭術。我所羅列的三點顯然過分簡化了施特勞斯的解釋，要糾正這樣的過分簡化，就需要詳細闡述每一點，思考它們之間的聯系，并將其他沒有提及的要點納入思考。任何一篇序言也傳達不出施特勞斯解讀《高爾吉亞》的全部精妙，所幸讀者現在可以親眼看到施特勞斯實際說過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