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種歸家之感

啊，歡迎歸來！

2014年5月底，在東京成田機場的入境檢查處，移民局官員用這樣溫馨的話語歡迎我。我乘夜間航班從上一個工作地點新德里飛來。在印度，我的身份是德國《明鏡》周刊駐外記者。事實上，我看起來確實像個歸來的游子。入境檢查處官員在我這個外國人的護照上蓋了居留許可的印戳，此時我松了一口氣：在闊別十年之后（六年在上海，兩年在北京，后面又有將近兩年在新德里），我現在又將在日本工作和生活了。

從機場回東京市區(qū)的路上，我一路品咂、懷想日本的種種妙處：國民彬彬有禮、火車準時準點、環(huán)境干凈整潔。這個國度里的日常生活如此安逸舒適而又有條不紊，在亞洲國家里算是優(yōu)秀的。就連這里的空氣質量也讓我覺得勝過亞洲其他地區(qū)：城市沒有被霧霾籠上一層面紗，能見度很高�！�還有日本餐食！到達市中心后，我走進了一家只能站著用餐的小食店，對于日本的餐飲環(huán)境來說，它顯得有點簡陋。不過這家小店里的面湯深得我心，我已經很久沒有嘗過這么美味的面湯了。

起初，一切都顯得那么似曾相識。但我在東京城里穿行的時間越長，就越覺得這個昔日的第二故鄉(xiāng)已經發(fā)生了些許變化。一開始我也不能確定這到底是怎么樣的一種變化，但后來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那種相對而言的安靜，還有日常生活運行中一絲不茍的秩序，它們起先讓我覺得無比舒適，現在卻讓我越發(fā)感覺冰冷。當我看到一張張日本人的面孔在大街上、火車和地鐵列車里、商店和酒館里都會突然覺得這個國度暮氣沉沉、疲憊不堪。

當然，對此我已有心理準備，知道日本不再是十年前我離開時的那番模樣。這個國家經歷了一場集體的創(chuàng)傷，而且延續(xù)至今：三年前，即2011年3月，日本東北部海域遭到一場毀滅性地震的嚴重破壞，隨之而來的那場海嘯更是讓這個國家雪上加霜。在災難中，約有兩萬人喪生。而地震和海嘯又引發(fā)了福島的核災難，隨之造成了大面積國土的核污染。在東京，從測量結果可以明顯看出，放射性過強的情況時有發(fā)生。我迅速從當時工作和生活的中國北京出發(fā)，飛抵日本，目的就是報道那場災難及其后果。

我知道，這個給我勞累不堪、精疲力竭之感的日本，還得跟另外一場挑戰(zhàn)抗爭：該國的老齡化程度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領先的工業(yè)國家。也正是想要了解日本社會如何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及其所致結果，我現在以記者身份再次回到了東京。

在我內心深處，感覺到日本在多個方面都已經垂垂老矣。但這次回來之后感受到的老齡化規(guī)模如此之大，卻令我始料不及，其不堪負荷的程度讓我感到震驚。到處都可以見到仍在勞作的高齡人口，而且經常是在夜間：有酒店前臺接待員，有出租車司機，還有超市營業(yè)員。然而讓我感觸更深的是，就連很多年輕人也看上去老氣橫秋、精神倦怠。他們顯然生活優(yōu)渥，但缺少我在中國和印度所見的精氣神兒在那兩個國家，即便是在最貧困的人群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生活的樂趣和蓬勃的希望。

之前，我自以為我純熟地掌握了日本的語言就比較了解日本了，但現在我意識到，我又不得不從頭開始去認識這個國家，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它。

跟從前一樣，日本仍然是個經濟巨頭。但若是用歷史成就來衡量，就會發(fā)現這個擁有1.27億人口的國度正在退步到一個四平八穩(wěn)的水準，在很多領域甚至靠吃老本維持。20世紀90年代，該國對全球經濟產值的貢獻率足足占16%，差不多跟今日的中國持平。但是這幾年來，日本所占的經濟份額已經跌落到了6%以下，成為美國經濟學家、財政部前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所斷言的世俗蕭條經濟體的代表。世俗蕭條指的是一種長期不景氣的狀況，經濟幾乎毫無增長，即便有所起色，也只是像老牛拉破車一樣遲緩前行。

在類似日本這樣高度發(fā)達的工業(yè)國家，經濟的無限增長走向終結，這自然令人惋惜，但也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機遇，借此掀起一場早該進行的思想變革，讓日本社會學習如何采用更為節(jié)約和可持續(xù)化的方式來利用國家資源。日本可能成為領頭的老齡化工業(yè)國家，告別西方國家并不陌生的戰(zhàn)后資本主義，在萬般無奈之下為一種新型經濟模式讓道。但這一模式可能會是什么樣的呢？

為所謂后工業(yè)時代展現自己的全新宏圖，日本距離這一目標路途尚迢遙。而要跟沿襲已久的傳統(tǒng)成功模式分道揚鑣，改天換地般地重新規(guī)劃經濟藍圖，這對該國而言尤為困難。但是，日本面臨多重挑戰(zhàn)而并未分崩離析，應歸功于該國的文化根源：日本人一向注重禮貌，與歐洲或美國不同的是，在日本很少會發(fā)生爭吵，國民都會屈從自己的命運，他們很少指望能從國家那里獲得什么，大多數人都自己默默承擔一切，安靜而又隱忍。

這是日本的優(yōu)勢，但也是其劣勢所在。

探討這一全然抵牾的心理狀態(tài)，正是本書的主旨。本書建立在我個人多年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經歷之上，同時也來源于為《明鏡》周刊所撰寫的最新報道，目的在于盤點日本面臨的種種挑戰(zhàn)。而必須承認的是，這一盤點帶有主觀色彩，同時又有著不可避免的選擇性。我撰寫本書，是想要回答以下問題：曾經作為亞洲經濟領頭羊的日本，怎么在短短幾年之內就光環(huán)幻滅、黯然失色的？而日本人又是如何對待國力衰退這一現象的？

我回到日本時就意識到，一個國家給人的感知具有這么強的相對性，那么它受到每個觀察者相關體驗和期望的影響又有多么大？我一再冒出一個念頭，把我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客居國同亞洲的新興世界強國中國進行對比，正是中國在2010年取代日本，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此外，我也經常把日本同另外一個冉冉上升的大國印度進行比較，后者盡管在科技上還被日本遙遙領先，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讓它在面對未來時笑看風云：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齡遠低于日本。

反之，日本則給我一種惴惴不安，并且越來越神經質的感覺，盡管該國坐擁歷史遺留下來的巨大優(yōu)勢：精巧考究的文化、高度發(fā)達的基礎設施、穩(wěn)定太平的社會局勢。它還擁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體制和法治國家體系，盡管還不能跟西歐的相關理念相提并論，但跟大多數亞洲國家相比已經算是成就滿滿。然而日本越來越給我一種人老珠黃的過氣之感，讓我覺得這個國家最輝煌的時期已成為過去。

三十年以前，我第一次來日本生活，那時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是全然不同的。那是1985年秋，我從德國直抵日本，當時的身份是歷史學博士生。那時候，日本作為亞洲第一經濟強國備受世界矚目。我一大早抵達東京，在完全找不著北的情況下獨自尋租，周圍人群的風風火火就讓我感到吃驚。那時的日本，就好比是唯一一家爆單的大型公司。在大街上和火車站里，我找不到一個可以稍作休息的地方，德國步行街區(qū)里常見的長椅，在這里幾乎不見蹤影。比之當時的日本，同一時期的歐洲給人的感覺就像是被注射了鎮(zhèn)靜劑一樣。

那時，所謂的日本膨脹已經開始。只不過幾乎沒人這么說，也幾乎無人懷疑這個國家會永遠上升式發(fā)展的趨勢。日本這個出口巨頭打出了很多產品，在很多領域跟歐洲和美國叫板：從微芯片到錄像機，還有汽車�？雌饋砣毡臼菓�(zhàn)無不勝的。在東京股票交易所，股價節(jié)節(jié)攀升。在我注冊學習的大學，日本同學都在交流投資攻略，一個日本朋友建議，一定得買已經私有化的電信公司巨頭日本電報電話公司的股票，當時它的價格正如日中天。那會兒日本電報電話公司股票的市值令人咂舌，有時候甚至超過戴姆勒、西門子、安聯、德意志銀行、克虜伯、蒂森、寶馬、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的股票市值加起來的總和。

炒股投機？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每月提供的獎學金是不夠的，就連房租我都已經快無力承受了，因為日元對德國馬克的高額匯率，房租也飆升了。我住在一間糊著紙張的木質小房子里，上面蓋著波紋白鐵皮制成的頂棚，單薄的窗戶安的是不透明的磨砂玻璃。在日本，這樣的住宅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很普遍，直到今日依然存在。我的床就是六層的草席，即榻榻米。夏天小屋里悶熱難耐，冬天則冷如冰窖：每當我一早從草席上醒來的時候，都可以看見自己呼出的氣體，房間的四壁就是這么薄。

與德國相比的話，我覺得日本的居住條件可以說是寒酸的。當我看見鄰居在早晨西裝革履地從這樣的木屋里出門上班，要到傍晚時才能回到住所時，一種切切實實的尊敬感便油然而生，幾乎覺得自己在文化上矮了半截兒：對我所成長的那種舒適環(huán)境，日本人仿佛并不追求。這使我認識到，他們的簡單素樸和安貧樂道，正是這個國家取得令世界矚目發(fā)展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當時到日本的目的是夯實日語知識，并為博士論文收集材料。論文的主題是日本早期的外交政策，即在被西方打開國門以后，日本是如何在19世紀中葉的亞洲進行政治、軍事和經濟擴張的。我計劃探究的是，在日本統(tǒng)領東亞這一目標的背后，藏著什么樣的歷史和思想意識形態(tài)根基。我想了解，是什么促使日本在1941年對夏威夷群島上的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發(fā)起突襲行動，借此向美國發(fā)起挑戰(zhàn)；在這之后，又是什么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一敗涂地的日本注入了動力，促使它在沒有炮火硝煙的經濟之戰(zhàn)中繼續(xù)發(fā)動攻勢。

我的論文主題符合西方對20世紀80年代地緣政治的觀點。按照這一觀點，當時日本在歐洲和美國都被視為威脅。那時候，日本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超級大國，就像今日的中國一樣。盡管1978年中國在改革家鄧小平的領導下已經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但那時尚未扮演經濟強國的角色。當時提及亞洲的話，言必稱日本。此后一直如此，直到日本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完全崩盤、灰飛煙滅。

從1990年起，作為新聞記者的我，在東京親身經歷了這一經濟衰退的肇始。日本又一次令世界震驚，但這一次是因為該國不可思議的衰落。日本同時要與三大挑戰(zhàn)抗爭：一是經濟泡沫破裂帶來的后果，二是完全出乎日本政客意料之外的冷戰(zhàn)結束，三是日漸抬頭的全球化效應。這個國家越來越深地陷入危機，對此世人稱之為錯失的十年。其實，至少此后的第二個十年也是如此。因為被拖欠數十億美元的貸款，日本的銀行有如老牛拉破車一樣不堪重負。甚至有時候，因為以東京為中心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崩盤，整個世界都會發(fā)生震蕩。

到了2004年初夏，很多人已經將日本遺忘，世界開始把目光投向中國這個崛起中的超級大國新貴。我轉而為《明鏡》周刊效力，舉家（我的太太是日本人，孩子們都在東京出生、上學）搬遷到了上海那座摩天大樓林立的國際大都市；這座城市發(fā)展飛速，現在是一個全新亞洲的代表。從上海的視角來看，日本仿佛一再退居全球化進程的邊緣。中國這座世界大工廠轟隆作響，在我看來就像是一臺巨大的吸塵器，同時也吞噬了日本工業(yè)生產的大片領域：越來越多的日本公司將制造電視機、電腦和手機的工廠搬遷到了中國。正在老齡化的日本充斥著衰退的跡象。這不光可以讓我們得出中國或韓國這樣的亞洲新興國家未來可能還會繼續(xù)發(fā)展等類似的結論，而且，有時候，日本也給德國這樣的成熟工業(yè)國家提供了經驗教訓。正因為日本毫無條件地追逐大跨步發(fā)展的理念，現在才會如此之早而又切實地遭到后工業(yè)時代負面發(fā)展癥候的碾軋。而這些征兆在德國同樣早已抬頭，包括人口老齡化、農村人口流失、社會體系不堪重負等，只是表現得不那么明顯而已。

西方經濟學家會警告說，自己所在國的國民經濟走上了日本化的道路。之所以言稱日本化，是因為這個國家近幾十年以來的發(fā)展勢頭不佳，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甚至有時候也危及歐美。自從經濟泡沫破裂以來，日本在錯失的幾十年中一再陷入不溫不火的通貨緊縮。它指的是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下跌，引起企業(yè)利潤和員工薪酬減少。正因如此，日本這個國家也一再被列為駭人聽聞的經濟發(fā)展案例。

長久以來，日本被人譏笑為模仿者。事實卻是，傳統(tǒng)的日本手工業(yè)者向來以模仿為傲，他們長時間地模仿成功的典范，直到企及甚至超越相應水平。但今天的日本，實際上已經不再擁有能模仿的榜樣：該國曾對西方產品贊嘆不已，并積極仿制，從根本上來說，它現今都已達到相應水平。日本現在必須自己邁出下一步，開啟一個所謂后工業(yè)化時代的新紀元。這個國家可以向世界展示：盡管它所在的社會越來越年邁不堪，幾乎無法向前發(fā)展，但也可以擁有一個充滿富足與和平的未來。日本必須做出決定，確立自己將來要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經濟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

事實上，日本確實嘗試過找出解決方案，這也是復興該國的一劑萬應靈藥。該方案就是極端寬松的信貸政策：多年以來，位于東京的中央銀行不斷向疲軟的經濟循環(huán)注入貸款。借用這一方式，日本中央銀行計劃給政界和商界提供時間，讓他們?yōu)閷�來做好必要的準備。該政策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安倍經濟學，得名于2012年年末上臺的國家主義者時任首相安倍晉三。他能執(zhí)政多長時間這一問題在2018年夏還懸而未決，不過，他的解決方案可能還會長久地影響日本當局的計劃理念。而有關他引發(fā)的新一輪經濟泡沫，會在本書的第五章和最后一章詳敘。從中可以窺見的是，印鈔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喚起大家對被美化了的歲月的回想，但卻沒有為正在老去的工業(yè)社會提供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計劃。

人為制造的經濟繁榮主要在東京可以見到，在這一表象之下，涌現出日益尖銳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這一現象會在第一章中進行探討，涉及以下問題：一個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人口數量持續(xù)減少的國家，國民生活質量如何？年輕一代如何在這樣一個社會自處？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它是令人沮喪的一個加速老齡化的社會，幾乎給不了年輕人希望。

迄今，日本都沒有將勇氣或者夢想凝聚起來，以便為創(chuàng)新人才創(chuàng)造新的發(fā)展空間和愿景。該國是如何錯失這一機會的，這一點會在第二章里舉例說明。此處要講到福島核災難帶來的后果。長期以來，日本并沒有好好撫平2011年3月那場核災難帶來的創(chuàng)傷，而只是一味地進行壓制。在那場高危事故以后，日本當局拖拖拉拉地引入了從長期來看不可避免的能源轉向政策，其中表現出來的固執(zhí)己見，對于外國觀察者來說經常是不可理喻的。從日本對核能的死守不放，可以了解為什么該國在其他領域同樣極不情愿地告別傳統(tǒng)經濟模式。

但是，這種抗拒態(tài)度只是現實的一部分。因為另一方面，日本恰好是不假思索、近乎著魔般地引入新技術，迎頭趕上新形勢。比方說在酒店和養(yǎng)老院里使用機器人。還有建造磁懸浮鐵路，計劃到2045年連接東京和大阪：這一超高速列車據說每小時可以行駛500千米，與現有的新干線運行速度相比，提高近乎一倍。相比之下，德國的磁懸浮技術卻因為民眾執(zhí)著的抗議而不得不叫停，最后轉售給了上海。

如果要試著理解上述仍由文化因素決定的矛盾性，就不得不大致了解一下日本的歷史發(fā)展進程。這個問題將在第三章講到，而這一章將不可避免地脫離其他章節(jié)偏重敘述的框架，會回溯日本的歷史，從19世紀中葉被西方打開國門以來的趕超開始，一直追溯到危機重重的當今。

盡管日本和德國之間存在令人驚奇的相似性，但德國人對日本歷史所知一向相對較少。來自弗萊堡的歷史學家博恩特·馬丁是一位眾所周知的日本專家，他甚至認為兩國之間存在災難性的親和力比之傳統(tǒng)西方國家，兩國都是遲到者，都是國家按照集權方式行動，自上而下地推動了經濟和軍事上的現代化。兩國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與意大利結成了對抗英美民主派的侵略聯盟，都在1945年一敗涂地之后實現了舉世皆驚的再度崛起不過這一次憑借的是經濟手段。

在第四章將會討論如下話題：僅僅在幾十年內，日本經濟奇跡這一近乎圣化的品牌緣何急遽失去了光華？類似索尼、夏普和三洋這樣的收音機、電視和電腦制造商，曾經給數代人的生活方式打上了烙印，一度涌入西方世界的千家萬戶，然而近年來，它們常被韓國或中國品牌取而代之，比如三星或華為。

曾幾何時，成功品牌黯然失色、消失不見，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寄居在新公司的屋檐之下，這些都是常有之事，在德國也概莫能外。今天，有誰還會提起根德、樂滿第和羅蘭仕呢？但昔日令人生畏的日本電子工業(yè)式微如此迅速，還是令人大跌眼鏡。日本品牌的衰落，可以視為給德國發(fā)出的喚醒信號。眾所周知的是，德國的汽車工業(yè)也面臨著類似的徹底重建，尤其是因為那場柴油門事件。就日本而言，電子產品制造商太久地堅守傳統(tǒng)的批量生產，生產商對其等級制公司文化過于執(zhí)拗，強調集體共識，而不是個人獨創(chuàng)。

日本電子工業(yè)曾是本國戰(zhàn)后經濟，即所謂日本股份公司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在近些年，它發(fā)揮的影響力越來越小。這一行業(yè)也面臨著需要從國家層面予以解決的挑戰(zhàn)，可能也會給該國帶來痛苦不堪的適應過程。最終，日本必須進行一番全新的自我建構。至于采取何種方式，無人可以預測，必須由日本人自行摸索。在此過程中，他們畢竟能夠聊以慰藉：各大公司及其品牌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但國之大者，尤其是像日本這樣的大國，不會輕易衰敗。不管能否駕馭所面臨的挑戰(zhàn)，結果都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