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國家（如法西斯出現之前的意大利），對共同體生活導向的日常要求（在一些小規(guī)模的共同體中，這些要求是依靠鄰里關系、流言蜚語和既成道德觀念的影響等等方式來實現的）開始在一個更普遍的共同體生活中得到實現。大眾傳播媒介也開始面向公眾人物，這些人物屬于擴展了的共同體，并成為興趣的對象、認同的對象和集體評價的對象。隨著視覺信息技術的進步，娛樂圈中的人變得越來越出名。他們的生活和社會關系變成了身份認同的目標或是大眾欲望的投射，一種決定正面和負面評價的基本準則，一次在道德可能性領域體驗的機會、一個提升個人地位的活生生的例子。在集體共識的幫助下，明星們的才能和技藝輕松地獲得了卡理斯瑪的維度。但是，由于受到同時發(fā)生的通過特定角色方式進行的結構接合的阻止，卡理斯瑪又不會被普遍化。相應地，一種評價模式的優(yōu)勢也得到了確立，這種評價模式是非人格化、中立的和專門化的。另一方面，由于在新的評價導向的內化最淺的地方（也就是說，這種內化存在于民族形成過程的初期），卡理斯瑪的危險在更高的程度上存在，因此，我們也能發(fā)現正在出現的嚴格的角色分工機制。由于這個原因，我們必須要對權力精英和明星精英做出或多或少清晰的區(qū)分。一些國家在經歷了卡理斯瑪權力以后會重新獲得民主（如意大利），這時經濟發(fā)展過程和理性化過程得到釋放，權力精英和明星精英的分離機制在這一情形下變得異常重要。
　　我們正見證著一個極為嚴格的角色分離。在一個被認為要為公眾做出決策并對其后果負責的政治階級的旁邊，一個避開了政治責任的明星精英階層正在崛起，其全部生活方式和私人關系引起大眾強烈的興趣，他們對于道德的影響也是深遠的。一些組成大規(guī)模普遍共同體的小型孤立群體的成員，在遇到那些他們一直都不是很信任和理解的政治人物之前，先認識和發(fā)現了明星。特別是電視這一媒體，它侵入到家庭內部的親密關系中，把一個共同體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介紹給每個分離的群體，推動了共同歸屬意識的發(fā)展。參與這個經驗的事實加強了精神領域的同構性，結果，其所建構的狀況促進了相互理解（交互性）及社會互動。
　　我們的解釋一直關注的，是朝向一個特別有趣的社會轉型階段的發(fā)展，在這個轉型階段，社會既是理性化的，又是民主的，而卡理斯瑪的表現因此處于控制之下，明星的神話般的形象趨于消失，對更大的社會的關切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且這種關切失去了快欣癥式（euphoric）的參與其“權力”的含義，雖然它還沒有變成一種負責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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