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胡適研究
（代序）

胡適研究會發(fā)起征文，希望有關(guān)同人以我與胡適研究為主題，回顧中國內(nèi)地的胡適研究學科所走過的三十余年來的歷程并總結(jié)其經(jīng)驗教訓。我認為這的確是一項有意義的活動，至少可以為一部豐富而復雜的中國當代學術(shù)思想文化史（可惜至今無人對此做全面、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整理）留下若干史料線索，所以不揣冒昧撰稿如下，期盼同行師友的批評指正。我是在何種情況下接觸胡適思想的。
余生也晚，當胡適于1962年逝世于臺灣的時候，我還是上海的一個小學生（六年級），同年秋升讀初中后，因為上中國歷史課，加上個人的些許課外閱讀，才知道中國現(xiàn)代史上有過胡適這個人物，但當時對胡適的認識只是：胡適雖然倡導過有進步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后來變壞，成為了反動（共）文人。顯然，這樣的認識其實是當時的主流思想灌輸影響青年學生思想的一種結(jié)果。說來難以置信，反而是在亂哄哄的文革期間，我有了機會意外地接觸胡適的思想言論，由此改變了對于胡適的某種認識與理解。
先是在1968年間，上海的各大中學校開始搞所謂的復課鬧革命，于是曾被關(guān)閉多時的復旦大學圖書館（老樓）的報刊閱覽室重新開放了，而我當時作為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佩戴有�；眨�又套著紅衛(wèi)兵袖章（盡管已經(jīng)是逍遙派了），自然能夠很方便地溜進這間閱覽室。于是，約在幾個月的時間里，我大致通讀了館藏（上架）的1949年以來大陸所出版的文學類和社科類的期刊合訂本，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新華月報》雜志（50年代初一度名為《新華半月刊》），由此了解到：19541955年間，中國大陸曾開展過一場胡適反動思想批判運動；再通過閱讀其中所刊登的幾篇批判胡適思想的文章，雖然似懂非懂，但本著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通常是無師自通地采取的正面文章反面看、反面文章正面看的原理與方法，于是對被批判的胡適的社會政治思想與學術(shù)文化觀點有了初步的了解，甚至還覺得它們其實是有點道理的，反而是那些批判詞句并沒有什么說服力。
再是到了1973年秋，由于我比當年大量的被迫上山下鄉(xiāng)插隊落戶的同伴們幸運一點，居然成為所謂的工農(nóng)兵學員（第三屆），由此脫離農(nóng)村環(huán)境而重返上海入讀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評論專業(yè)。雖說當年的大學校園仍是鬧哄哄的，教學秩序不太正常，但比之國內(nèi)其他系統(tǒng)的單位部門，畢竟還維持著一絲教育的氛圍來裝點門面，例如，學校的圖書館是開放的，也總有一些師生在頻頻參加政治活動之余，因各種原因走進圖書館閱覽室。當時的校圖書館（新樓）辟有一個專門的社科圖書閱覽室，圖書均開架，凡本校師生憑有效證件即可自由出入隨意翻閱。我本來以為，文革中極左思潮泛濫，主流媒體大批封資修，聽說國內(nèi)不少地方和單位（包括個別文教部門）甚至大燒圖書，至少是把絕大多數(shù)書籍判為大毒草而列為禁書由此封存起來，我校的這個閱覽室大概也是裝飾性的（即除了馬列毛和魯迅作品外沒有其他）。誰知我第一次進去后就感到十分驚喜，原來這里的圖書種類還比較齊全，除了馬列毛魯著作外，也有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文學、哲學、史學、政治經(jīng)濟學、教育學、新聞學等）的一些基本圖書和經(jīng)典性著作，其中大量的正是被當時的主流媒體視為由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或稱牛鬼蛇神）所著的大毒草。為什么會這樣呢？我思考分析了一下，明白了其中的奧妙因為這些上架的圖書都被加蓋了一個特別的印章（文字為供批判用），如此一招，在當時顯然可以堵住極左者的口，由此躲避政治風險（因為當時的政治宣傳正在號召開展革命大批判）。我心底暗暗佩服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的政治智慧，同時也對這個閱覽室跑得更勤了。更想不到的是，某一天我在這間閱覽室的最后一排書架上發(fā)現(xiàn)了幾冊散亂而不成套的《胡適文存》（20年代的亞東版《胡適文存》共三集，每集分為四冊裝訂），隨即又陸續(xù)找到了商務版的《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和《胡適留學日記》（當然它們也都被蓋上了供批判用的印章），無不認認真真地通讀了。由于自己已參加過一段時間的文革活動（如曾為紅衛(wèi)兵），也經(jīng)歷了一段刻骨銘心的社會生活（如知青插隊），耳聞目睹的乃至有某種切身感受的社會現(xiàn)實與有些宣傳的反差實在太大，在這樣的情景下讀胡適著作，不能不有深刻的體會，以至在一些問題上明顯地形成了思想共鳴。例如胡適堅持倡導民主政治和抨擊獨裁專制、強調(diào)人格獨立與言論自由、反對統(tǒng)一思想與名教意識、提倡科學懷疑精神、不要讓別人牽著鼻子走等，乃至提醒人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和防止目的熱、方法盲傾向等等這些曾經(jīng)一點一滴地哺育了五四時期進步青年的思想乳汁，竟然被我在短時間里集中地吸收，當時簡直使我耳熱心跳，頗有梁啟超曾談到過他早年讀龔自珍著述時的那種如受電然的感覺。可以說，正是這一讀書經(jīng)歷，使我對胡適思想發(fā)生了極大的興趣。這正是我后來自覺地（乃至幾乎是終身）從事胡適研究的思想起點。由此或許也可以領(lǐng)悟到：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思想（以書刊為媒介）自有思想的力量，而任何形式（性質(zhì)）的教育也天然地具有民主主義的因素并發(fā)生積極影響，所以那種統(tǒng)制思想、控制輿論之類的做法，盡管在一時一地有效，但畢竟不可能永遠牢固地維持輿論一律的局面，而這一點也正可以從某一角度解釋日后大陸能夠自發(fā)地形成胡適研究的學術(shù)熱潮的歷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