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經濟學理論的利用與誤用

1944年7月，44個國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開會，構建戰(zhàn)后國際經濟秩序。在三周后離開時，他們已設計了一套將維持三十多年的全球體系的憲章。這套體系是兩位經濟學家智慧的產物：英國經濟學巨擘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美國財政部官員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

凱恩斯和懷特在很多問題上都有分歧，尤其是在涉及國家利益的時候，但他們有一種共同的、由兩次大戰(zhàn)期間的歷史所塑造的思維模式。他們的目標是避免金本位制末期的動蕩與大蕭條。他們都認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固定匯率制（但一定情況下可以調整）；國際貿易而非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各國貨幣與財政政策發(fā)揮更大的作用；通過兩個新國際機構加強國際合作，這兩個機構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fā)銀行（即后來的世界銀行）。

事實證明，凱恩斯和懷特設計的機制非常成功。無論對發(fā)達市場經濟體，還是對后來逐漸獨立的許多國家而言，它都開啟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與穩(wěn)定的時代。終在20世紀70年代，投機性資本流動的滋長破壞了這個體系，對此凱恩斯早有警告。但它一直是全球機制設計的典范。每當世界經濟動蕩時，改革者的動員口號都是建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1952年，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威廉·維克里建議紐約市地鐵采取一套新的計價系統(tǒng)。他提議，在高峰時間和客流量多的路段提高交通費，在其他時間、其他路段降低交通費。這套擁堵定價系統(tǒng)不過是把經濟學的供求定律應用于公共交通領域。差別定價將使時間需求更靈活的旅客有動力避開高峰時段。這將使客流量逐漸變得均衡化，既降低地鐵系統(tǒng)的壓力，又實現更大的總客流量。維克里后來還為公路和汽車交通建議了一套類似的收費體系。但是當時很多人認為他的想法不切實際、無法實行。

后來新加坡首先把擁堵定價理論付諸實踐。從1975年開始，進入市中心商業(yè)區(qū)的司機需要交費。1998年一套電子收費體系將其取代。新體系可以根據不同司機在道路網內的平均行駛速度，對其征收不同的費率。所有記錄都顯示，這套體系緩解了交通擁堵，提高了公共交通設施的利用率，降低了碳排放，而且為新加坡政府創(chuàng)造了可觀的財政收入。其成功引來倫敦、米蘭、斯德哥爾摩等大城市效仿，在實施中各有一些具體的改良。

1997年，在祖國墨西哥擔任助理財政部長的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圣地亞哥·萊維（Santiago Levy），試圖改變墨西哥政府的減貧思路。當時的減貧項目主要是以食品補貼的形式補助窮人。萊維認為這些項目效率低、效果差。經濟學的一個核心信條是，對于窮人的福利而言，直接的現金補貼要比特定消費品補助更有效。此外，萊維還覺得，他能利用現金補貼作為杠桿，提升窮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比如，通過向母親提供現金，要求她們確保子女入學、得到醫(yī)療服務。用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說，這樣的項目能給予母親激勵機制，促使其投資于子女的未來。

Progresa（后相繼改稱為Oportunidades和Prospera）是發(fā)展中國家實行的個大型的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CCT）項目。除了這套準備漸進推行的項目之外，萊維還設計了一套巧妙的執(zhí)行方案，可對該項目有效與否進行精準評估。該項目只是基于簡單的經濟學原理，但它使決策者思考減貧項目的方式發(fā)生了革命性變化。隨著積極效果的顯現，該項目成為其他國家的范本。巴西和智利等十幾個拉美國家終都發(fā)起了類似項目。甚至紐約市也在邁克爾·布隆伯格市長主持下，啟動了一項試驗性的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減貧項目。

以上是三種經濟學思想在三個不同領域的應用，分別是世界經濟、城市交通和減貧計劃。在每個案例中，經濟學家都通過把簡單的經濟學分析框架應用于公共問題，重塑了世界的一部分。這些案例呈現了經濟學的效果。此外還有很多例子：運用博弈論設計通信頻段的拍賣體系；幫助醫(yī)療界分配住院醫(yī)師的市場設計模型；支持競爭與反壟斷政策的產業(yè)組織模型；近年來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使世界各國央行廣泛接受了通脹目標制。1當經濟學家得出正確的理論時，世界也變得更美好。

但是，正如本書的很多例子將要表明的，經濟學家也經常失敗。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是試圖解釋，為什么經濟學有時做得對，有時做得不對。模型經濟學家用于理解世界的通常是數學化的抽象分析框架，是本書論述的核心。模型既是經濟學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模型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雖然不是量子物理或分子生物學意義上的科學，但依然是一門科學。

經濟學包含各種模型，而不是單一的特定模型。經濟學通過擴大模型的數量、提高模型與現實世界的擬合程度而不斷進步。因為人類社會的靈活性，經濟學模型必須是多樣化的。不同的社會條件需要不同的模型。經濟學家永遠不可能發(fā)現普適的通用模型。

但是，部分由于經濟學家把自然科學當作榜樣，他們有誤用模型的傾向。他們常常會把某個模型誤解為在任何條件下皆適用的模型。經濟學家必須克服這種傾向。他們必須根據條件變化、根據關注對象的變化而謹慎選擇模型。他們需要學習如何更自如地在不同模型之間轉換。

本書既贊賞也批評經濟學。我為經濟學的核心辯護是：經濟學模型在知識創(chuàng)造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我批評經濟學家在實踐中常犯的方式性錯誤，即他們對模型的誤用。我提出的觀點并不是經濟學家的普遍看法。我懷疑很多經濟學家不同意我對經濟學的批評，尤其是我對經濟學學科性質的看法。

在與許多非經濟學家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交流時，我常常困惑于外界對經濟學的看法。很多抱怨司空見慣：經濟學是簡單化和與世隔絕的；它提出普適性斷言，忽視了文化、歷史及其他背景條件的作用；它將市場這個抽象概念視為現實；它充滿了潛在的價值判斷；它未能解釋和預測經濟的發(fā)展狀況。這些批評中的每一項，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未能認識到經濟學其實是多種模型的結合體，這些模型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也不導向固定的結論。但是，當經濟學家未能在自己的職業(yè)中展現這種多樣性的時候，他們當然就要自負其責。

從一開始就要澄清的另一點是，人們已經開始在兩種意義上使用經濟學一詞。一種定義基于具體研究領域。按照這種定義，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如何運行的社會科學。第二種定義是基于方法：經濟學是一種運用特定工具研究社會科學的方式。根據這一定義，經濟學的特征是形式化的建模與統(tǒng)計分析，而不是與經濟有關的具體的假說或理論。因此，經濟學方法可應用于經濟之外的方方面面，從家庭內部決策到政治制度方面的問題。

我主要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經濟學一詞。我對模型的好處及其錯誤應用的所有論述，都同樣適用于以模型方式開展的政治學、社會學或法學研究。目前公共討論中的一個趨勢是，只把這些方法與所謂的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聯系起來。由經濟學家史蒂芬·列維特普及的這種思維，已被用于解釋各種社會現象，從相撲選手的比賽，到公立學校教師的欺詐行為，都運用謹慎的經驗分析和以激勵機制為基礎的推理。一些批評者認為，這種做法讓經濟學瑣碎化，只關注經濟學方法的世俗、日常應用，而回避了經濟領域的重大問題：市場何時有效、何時失靈，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是什么，充分就業(yè)與物價穩(wěn)定如何協調，等等。

在本書中，我只集中于這些更為重大的問題，說明經濟學模型如何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問題。我們不能期待經濟學提供普適性解釋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藥方。社會生活的可能性太豐富，不能用固定化的框架來解釋。但每個經濟學模型都像一份小地圖，顯示部分山川河谷。放在一起，經濟學家的模型就是我們認識無窮無盡的社會經驗山川河谷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