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館長
保羅·史密斯教授

作為啟蒙時代的一部分，18世紀后半葉見證了科學的重大發(fā)展。和青銅時代以降的諸多知識和文化運動一樣，啟蒙運動在英倫諸島發(fā)展緩慢，卻在18世紀70-80年代達到了頂峰，有幾個各具特點的活動中心——愛丁堡、曼徹斯特、伯明翰和倫敦。對于大自然，林奈用一套雙名法系統(tǒng)來進行了分類的嘗試，先是為植物，再是為動物，這給人們帶來了動力，去將自然神學的秩序帶給豐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是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一員，尤其在倫敦，雖然他同樣從不斷增長的殖民活動和全球貿易所帶來的源源不斷的標本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
博物學在這一時期的關鍵時刻，是1788年倫敦林奈學會的成立。牛津大學博物館是威廉·瓊斯和詹姆斯·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Smith）之間的聯(lián)絡紐帶，他們在1786年9月到1787年7月之間討論了建立一個致力于博物學研究的學會的相關事宜，這就是后來的林奈學會。瓊斯本人于1791年11月15日被選為了會員，而博物館里還保存著他在當年12月7日繳納10.50英鎊（相當于今天的1600英鎊）終身會費的收據(jù)。
博物館里還有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瓊斯檔案館，讓人可以興味盎然地了解他的博物學家生涯和工作方式。比如，在瓊斯關于建立林奈學會的往來信件和《瓊斯圖譜》本身之外，這里還有13幅彩畫和素描，以及他藝術創(chuàng)作所用的顏料盒�！董偹箞D譜》原書分為七冊，總共包含1300幅蝴蝶和蛾的插畫，筆法皆是異乎尋常之精細，接近真實大小。盡管作品產出的具體日期并不明確，但人們還是認為瓊斯的工作是18世紀80年代，從他退休前往切爾西開始的，到90年代，畫作已大部完成，雖然最后的一些圖直到19世紀初才畫完。
威廉·瓊斯把他的科學資料和標本留給了表弟約翰·道特里（John Dawtrey），之后又從道特里的兒子羅伯特（Robert）傳到了孫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手上。恰好，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魯伊特（Frederick Dawtrey Drewitt）有著科學家和藝術家的雙重身份——憑借后面這項本領，他曾在皇家學院兩度舉辦畫展，而《自然》雜志為他刊登的訃告表明，他還是約翰·拉斯金的朋友。弗雷德里克的本職是倫敦醫(yī)院的醫(yī)生，但他的第一個學位是自然科學方面，于1871年，從牛津基督教堂學院獲得的。牛津期間，他本可以參與一個新學位的攻讀。自然科學的學位設立于1850年，授課地點是1860年開放的一座新興科學樓，也就是校立博物館。他的導師包括醫(yī)學欽定教授亨利·阿克蘭（Henry Acland），此人同在基督教堂學院，并且是創(chuàng)建校立博物館（就是現(xiàn)在的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的主要推動力量，而拉斯金和前拉斐爾派又為弗雷德里克指定了發(fā)展方向。弗雷德里克還接受過昆蟲學家約翰·韋斯特伍德（John Westwood）的教導，后者是在1857年被指派到博物館工作，并從1861年開始擔任動物學希望教授（Hope Professor）。韋斯特伍德和德魯伊特甚至在弗雷德里克讀本科的時候就有書信往來和社交會面，這位長者向他傳授了平板印刷術。一個多方關聯(lián)的博物學圈子開始形成了，時機剛剛好，當時“希望先生昆蟲博物館”正在新博物館的內部開始建成，昆蟲學正在牛津大行其道。
這很有趣，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魯伊特與自己的祖先成了同道中人。1902年，54歲的他從醫(yī)學領域退休，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向了大自然。他是英國鳥類學家聯(lián)合會的成員，并且在動物學會、國家風景名勝信托基金會和自然保護區(qū)促進協(xié)會擔任委員。他還深深地喜歡上了離莊園街上的瓊斯故居很近的切爾西藥用植物園，將關于它的引人入勝的歷史寫成書出版，題為《切爾西藥用植物園羅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Apothecaries’ Garden at Chelsea，1923）。德魯伊特還在讀本科的時候，就開始與韋斯特伍德合作，嘗試將《瓊斯圖譜》的至少一部分出版，但他們的努力失敗了。1925到1933年，德魯伊特轉而與接任了韋斯特伍德希望教授位置的愛德華·巴格諾爾·波爾頓（Edward Bagnall Poulton）聯(lián)絡，并接連將《瓊斯圖譜》和瓊斯資料庫作為禮物送給了博物館。1931年，在接受了德魯伊特1925-1929年捐贈的包括鱗翅目在內的其他昆蟲標本之后，博物館又以20英鎊的價格從德魯伊特手中買下了瓊斯的英國鱗翅目昆蟲標本柜，總共有44盒。
瓊斯的《瓊斯圖譜》之意義遠遠不止于啟蒙時代的珍奇發(fā)現(xiàn)。1787年造訪倫敦期間，丹麥昆蟲學家約翰·C·法布里修斯（Johan C. Fabricius）抓住機會，檢視了瓊斯存世的大部分蝶蛾標本畫，并基于它們在自己1793年的專著《系統(tǒng)昆蟲學》（Entomologia Systematica）第三卷中描述了231個新物種。法布里修斯是林奈的弟子中研究昆蟲學的頭牌，這本專著極大地拓展了林奈早前在1758和1767的兩版《自然系統(tǒng)》（Systema naturae）中對鱗翅目物種的記載。由此，《瓊斯圖譜》成為了蝴蝶分類學和系統(tǒng)學（闡釋演化關系的學科）的奠基之一。不斷進行的研究表明，全球的昆蟲豐富度已經在半個世紀之間下降了45%之多，在這樣一個時代，這份對于全球蝴蝶區(qū)系的早期記錄同樣承載著保護生物學方面的重要信息。僅僅在歐洲，草原上的蝴蝶就在過去30年間經歷了40%的衰減，這主要是由于棲息地的喪失和化學污染�！董偹箞D譜》以彪炳史冊的方式記錄了工業(yè)時代以前的蝴蝶世界，其中所畫的好幾種蝴蝶如今都是徹底滅絕、區(qū)域性滅絕或者數(shù)量正在下降的。
在瓊斯于1818年去世之后，人們曾幾次試圖將這份科學上至關重要，藝術上美輪美奐的作品予以出版。在韋斯特伍德和德魯伊特失敗的舉措之后，黑爾·卡朋特（Hale Carpenter，第三任希望教授）又和其他人一起嘗試將《瓊斯圖譜》出版，但他們也沒有成功。直到近期，《瓊斯圖譜》都只能在牛津實體閱覽，或者以20世紀70年代末出品的一套非常稀有的35mm膠片來傳播。自從2015年，人們就可以在博物館的網站上瀏覽它的數(shù)碼圖片了，但在人們努力推廣威廉·瓊斯的杰作的漫長歷史中，本書還是象征著我們邁出了令人振奮的一步。

前言
威廉·瓊斯與《瓊斯圖譜》的誕生
——理查德·I·文-賴特（Richard I. Vane-Wright）

威廉·瓊斯（1745-1818）是一位富有的倫敦酒商、自然歷史學家、學者，據(jù)說他“退休后去了切爾西”，居住在莊園街10號。根據(jù)托馬斯·�？思{（Thomas Faulkner）1829年出版的關于切爾西的記載，瓊斯的“學識和技藝是最卓越的那一檔；他精通希伯來語和希臘語，還擁有創(chuàng)作詩歌的俊逸文采。但原則上，他還是應當被視為一名博物學家，而上述這些也正屬于博物學家的特點�！彪m然涉獵了很多領域的學問，但他最關注的還是昆蟲學，尤其是蝴蝶，而在倫敦林奈學會成立僅僅三年后的1791年11月15日，他就被推選為了一名會員。1818年7月8日，瓊斯被葬于切爾西的圣盧克公墓。
威廉·瓊斯的遺囑寫于1816年6月24日，公證于1818年6月21日，上面顯示他已婚，但他未被提及名字的“愛妻”當時已經去世了。遺囑的第一順位受益人是表親約翰·德魯伊特，看來瓊斯夫婦并沒有子女。遺囑還表明，約翰是威廉的外祖父，蘇塞克斯郡佩特沃斯的約翰·道特里（John Dawtrey of Petworth, Sussex）的兄弟約翰·道特里（John Dawtrey）的后代。遺囑中的此類等等線索足以使我們確定，威廉的父母是（老）威廉·瓊斯和瑪麗·道特里（Mary Dawtrey），兩人于1734年5月，在佩特沃斯郊外的一座小村莊蒂靈頓（Tillington）結婚。他們的長子威廉于次年4月在佩特沃斯受洗。這些信息證實了威廉·瓊斯終年83歲，正如�？思{1829年的記述，以及他在同時期的倫敦報紙中同樣提及的。遺囑還顯示，瓊斯身后有超過5, 000英鎊（相當于今天的500, 000英鎊）的遺產和南安伯夏（South Ambersham，今天屬于西蘇塞克斯郡）的田畝作為遺贈，這些都表明，瓊斯一直到生命最后都很富有。
威廉于1779年7月14日在多塞特郡的費夫海德馬格達倫（Fifehead Magdalen）與莎拉·奧爾德頓（Sarah Alderton）成婚。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莎拉與威廉自幼相識——她同樣來自佩特沃斯地區(qū)，1734年12月30日在蒂靈頓受洗。上有兩人簽名的手寫結婚記錄表明，瓊斯當時是倫敦市的居民。這說明瓊斯“退休后去了切爾西”的時間最早可能是1780年左右——當時他大約45歲。

瓊斯作為博物學家的活躍時期，正是人類迅速擴大探索世界的范圍的一個非凡時期。他的朋友之一是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后來被稱為約瑟夫爵士）。關于他們何時相識并無記載，但瓊斯第一次與他接觸幾乎確定是在1768年——班克斯乘坐“尼格爾號”（HMS Niger）遠赴紐芬蘭和拉布拉多歸來后的翌年，這場航行確立了他科考界頭排人物的地位，而僅僅幾個月后，他與庫克船長的那場史詩般的“奮進號”之旅就要開始了。
18世紀中葉，隨著全球貿易的步伐加快，博物學標本如雪崩般涌入了歐洲。這促進了有組織的科學探索活動快速增長。人們追逐植物的熱情尤為高漲，因為新作物和其他自然產品能夠產生巨大的利潤——這同時也造成了殖民主義國家間的經濟對抗。人們在這一時期意識到，絕大多數(shù)生命體都是地球特定區(qū)域所特有的，因此，在對未知物種的探索中，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吸引著人們的興趣。其所造成的影響，就是將富裕階層喜愛的“珍奇柜”，升級成了一些更符合科學時代需要的東西，用于系統(tǒng)性研究的專項收藏。博物學的各個分支中，符合這一要求的莫過于昆蟲學。因此，盡管班克斯等探索者的聲名愈發(fā)顯赫，但瓊斯的蝴蝶事業(yè)中那些最重要的人脈，大多數(shù)都是通過其他人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標本建立私人的專項收藏的收藏家。標本成為了商品，被交易、被買賣，價格往往很高昂。這一時期鮮少有此類私人收藏被遺贈給公共博物館：一位收藏者死后，越來越常見的做法是將他們的財產分成無數(shù)小份，拿去拍賣，這些東西又被其他收藏者搶購一空。
瓊斯與倫敦的頂尖收藏家們關系緊密，包括德魯·德魯里（Dru Drury, 1724-1803）、詹姆斯·愛德華·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 1759-1828）、約翰·萊瑟姆（John Latham, 1740-1837）、約翰·弗朗西倫（John Francillon, 1744-1816）和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 1718-1783）。其中一些同時也是標本經紀人，比如德魯里，其聞名的事跡是經手并分散出售了亨利·“捕蠅手”·斯米思曼（Henry ‘Flycatcher’ Smeathman, 1742-1786）對于西非植物和昆蟲的龐大收藏。當時普遍認為的收藏最豐富的收藏家是瑪格麗特·卡文迪許·本廷克（Margaret Cavendish Bentinck, 1715-1785），波特蘭女公爵，她住在距離倫敦市中心大約20英里的布斯特羅德莊園（Bulstrode Hall）。1786年，她那些以博物學藏品為主的收藏，被分成4000小份，拍賣了38天，據(jù)說加起來賣了10, 965英鎊10先令6便士——相當于今天的150多萬英鎊。
很多收藏者并不僅僅是囤積者。德魯里基于自己的收藏，加上摩西·哈里斯（Moses Harris, 1730-約1787）手工上色的圖版，出版了一系列共三本關于昆蟲的書，題為《博物學繪畫》（Illustr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1770-82）。史密斯與美國畫家兼博物學家約翰·艾伯特（John Abbot）緊密合作，出品了《喬治亞州珍稀鱗翅目昆蟲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arer Lepidopterous Insects of Georgia，1797），這本書曾受益于瓊斯給出的專業(yè)意見，并被認為是18世紀昆蟲學的一部代表作品。
雖然瓊斯的海外鱗翅目標本肯定是購買、贈送或者交換得來的，但他的英國本土收藏，尤其是他那本關于英國鱗翅目昆蟲的筆記，卻顯示出一些很不一樣的東西。只要加以出版，他很可能就會成為生態(tài)學的先驅，與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 1720-1793）比肩。尤其是筆記本中大量的“生物學特性表”，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他的學識，其中很多都汲取自他個人對于英國鱗翅目昆蟲生命周期的觀察。筆記所總結的信息涉及幼蟲和它們專一的食源植物的自然特性、它們在一年中取食的時間、化蛹的時間和位置、每年的世代數(shù)，以及它們越冬時的蟲態(tài)。直到幾十年后，這種關于蝶蛾的信息才廣泛地以可比較的列表形式出現(xiàn)在昆蟲學文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