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的追問

人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常會碰到一些沒辦法解答的問題，它們可能就此盤踞于心，很久都無法釋懷。我是17歲開始接受電子工程本科教育的，我很快就意識到，其實我并沒有真正理解我所學的東西的本質，即什么是技術真正的本質。盡管那時我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數(shù)，但我認為那只是因為我的數(shù)學還不錯。教授們解釋道：技術是科學的應用；技術是經濟中關于機制和方法的研究；技術是工業(yè)過程中的社會知識；技術是工程實踐。但是所有這些答案似乎都不能令我十分滿意，沒有哪個答案觸及技術的本性（technology-ness）這個層次。因而對我來說，它始終是一個未解之謎。

后來，到了研究生階段，我轉而開始著迷于經濟是怎樣發(fā)展并建構起來的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很明顯，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從技術中產生的。畢竟，在某種意義上，經濟不過是通過明智地組織技術來滿足我們的需求，故而它也會隨技術的進化而進化。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技術是如何產生的呢？它們是從哪里來的呢？經濟又是如何引發(fā)技術的？準確來講，技術到底是什么呢？這樣一來，我就又回到了老問題上。

其后的很多年，我都沒有再過多地思考這個問題。直到20世紀80年代，當我開始研究收益遞增理論時，我的注意力才被重新拉回到技術上。技術，是新的技術產品和生產工藝（例如早期的汽車）通過被應用和被采用而獲得改善，之后再獲得進一步的應用和采用，在被采用的過程中形成正反饋或收益遞增。收益遞增向經濟學提出了一個問題：假如有兩種收益遞增的產品（也可以指兩項技術）相互競爭的話，領先的那個就有可能進一步領先，并因此主導市場。但是終贏家卻無法確定，其中會有多種可能性。那么贏家是如何被選擇的呢？在我的理論進路中，是允許這種隨機事件發(fā)生的，它會被內在的、連續(xù)的正反饋所放大，可

以隨時間隨機地選擇結果。如果我們將其看成某種程度的隨機過程，我們就可以分析收益遞增的情況。這樣一來，思路頓開。

為了尋找合適的例子，我從1981年開始關注具體技術及其產生和發(fā)展的過程。這些考察對我的理論建構都很有幫助，但實際上吸引我的并不是那些直接與收益遞增相關的技術，而是在技術呈現(xiàn)之初，那些看起來模模糊糊的狀態(tài)。我意識到，新技術并不是無中生有地被發(fā)明出來的，我看到的技術的例子都是從先前已有的技術中被創(chuàng)造（被建構、被聚集、被集成）而來的。換句話說，技術是由其他的技術構成的，技術產生于其他技術的組合（combinations）。這個觀察結果看起來太簡單了，以至于一開始會讓人覺得并不特別重要，但是我很快意識到，如果新技術是從已有技術中建構出來的，而且被當作一個整體來看的話，那就意味著技術自己創(chuàng)造了自己！后來，我接觸到了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和溫貝托 · 馬圖拉納（Humberto Maturana）的自創(chuàng)生系統(tǒng)理論（self-producing systems）。我知道，如果我直接采用技術是自我創(chuàng)生的（autopoietic），或者自我創(chuàng)造的（self-creating）這樣的闡述，其實可以令讀者印象更加深刻。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我根本不知道瓦雷拉和馬圖拉納。當時我能做的只是觀察這個自我創(chuàng)生的對象的宇宙，驚訝于這種自創(chuàng)生的結果。

我逐漸意識到，組合可能是弄清楚技術的發(fā)明與進化的現(xiàn)實機制的關鍵所在，在此之前，這些想法還沒有被技術思想家認真思考過。我在20世紀90年代對一些機制有了一些想法，并在1994年發(fā)表過關于結構深化的文章。與此同時，我也對其他理論有了一些模糊的理解。

20世紀90年代，我曾研究了一些其他議題，主要是關于經濟中的復雜性和認知的議題。直到2000年，我才又開始回過頭系統(tǒng)地思考技術以及技術是如何產生的問題。我慢慢悟出，除了組合，還有其他原理也在起作用。技術是由部件和零件（集成件和次級集成件）構成的，而集成件自身也是技術。所以技術有一個遞歸性的（recursive）結構。而且我認識到，每個技術都是建立在某個現(xiàn)象，以及從該現(xiàn)象挖掘出來的某種或幾種效應之上的。因此從整體來看，技術是通過捕捉現(xiàn)象并對之加以應用來獲得發(fā)展的。同時，我也認識到，經濟并不太像我接受的教育所暗示的那樣，是技術的集裝箱，經濟是從技術之中產生出來的。經濟是從滿足我們需要的生產性的方法、法規(guī)和組織性安排當中產生出來的，因此經濟是從捕捉現(xiàn)象及之后的技術組合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