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清末民初的戲仿福爾摩斯小說

戰(zhàn)玉冰

自從柯南·道爾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發(fā)表于《1887年比頓圣誕年刊》（Beetons Christmas Annual for 1887）以來，僅十年之后這個系列偵探小說就陸續(xù)被譯介進入中國，并在清末民初掀起了一個偵探小說的翻譯熱潮。按照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的說法，當時的偵探小說翻譯，先有一兩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于是便風起云涌互應起來，造就了后期的偵探翻譯世界。與吳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新庵），是這一類譯作能手，而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fā)生關(guān)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要占五百部上。進一步參考陳平原的統(tǒng)計，翻譯小說中，柯南·道爾的《華生包探案》1906－1920年間共印行了7版，而《福爾摩斯探案全集》1916年初版后，20年間共印行了20版，足見其銷量之長盛不衰。

在這一翻譯熱潮背景之下，當時西方最知名的偵探小說作家柯南·道爾也廣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小說月報》的主編惲鐵樵就曾說過：歐美現(xiàn)代小說名家，最著者為柯南達利。而其筆下的名偵探福爾摩斯，甚至成為偵探這個職業(yè)的代名詞，陳冷血即認為：福爾摩斯者，理想偵探之名也。而中國則先有福爾摩斯之名，而后有偵探。 在劉鶚的《老殘游記》（1903年）第十八回中，白子壽竟然對老殘說：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才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其正是用福爾摩斯來指代偵探，其中還特別包含了神探的一層意思，可見福爾摩斯的形象在當時中國讀者心中已經(jīng)有了相當?shù)钠占俺潭�，因此才會在劉鶚小說中被直接借用。而中國第一部本土創(chuàng)作的長篇偵探小說《中國偵探：羅師�！罚�南風亭長作，19091910年）中的偵探名為羅師福，其中也分明含有師從福爾摩斯之意。由此，智慧勇敢、目光如炬、英明神武、無案不破的神探福爾摩斯形象就在廣大中國偵探小說讀者心目中被慢慢樹立起來了。而與之相伴的另一條偵探小說史發(fā)展線索，則是中國小說家們關(guān)于福爾摩斯行事愚蠢、被人捉弄、查案失敗、浪得虛名的一系列改寫和戲仿之作。甚至我們可以說，清末民初的戲仿福爾摩斯小說創(chuàng)作，和當時大量譯介和閱讀正典福爾摩斯小說，幾乎是同時進行的。

一、偵探外殼下的譴責小說：福爾摩斯來上海系列

晚清戲仿福爾摩斯小說的開山之作當屬陳冷血的《歇洛克來游上海第一案》（1904年）。小說緊緊抓住了柯南·道爾原作中福爾摩斯擅長通過觀察他人身上的點滴細節(jié)并由此展開邏輯推理的核心偵探技能。福爾摩斯通過仔細觀察來訪華客（中國人）的牙齒顏色、手指老繭和面容狀態(tài)等外貌特征，判斷出其吸鴉片好骨牌近女色。不想?yún)s被華客反唇相譏，認為這些不過是我上海人尋常事，亦何用汝探，以致令歇洛克瞠目不知所對。類似的，包天笑接力創(chuàng)作的《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1905年）中，福爾摩斯面對今支那方汲汲以圖改革，青年志士之負篋東游者（中國留日學生），通過其鞋底磨損、袖多蠟淚、眼有皺紋等細節(jié)推理出該青年一心救國、四處奔走、徹夜工作云云，不想?yún)s與事實情況大相徑庭。正如這名青年所自陳，我歸自東京，見世事益不可為，我已灰心，我惟于醇酒婦人中求生活，而他身上被福爾摩斯觀察到的諸多細節(jié)不過是其經(jīng)常奔走于張園花天酒地或和友人雀戰(zhàn)通宵的結(jié)果。 陳冷血第一案和包天笑第二案彼此間相似的地方很多，比如其都是抓住了福爾摩斯善于觀察的人物形象特點展開戲仿式寫作，寫法上都具有當時譴責小說的文類特征，兩篇小說諷刺的對象都是當時中國社會上的種種怪現(xiàn)狀，以及小說本身都尚顯簡單、稚嫩，等等。但二者間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方面，陳冷血第一案所批判的具體內(nèi)容是晚清時期很多中國人沉迷鴉片、賭博和酒色的社會現(xiàn)象，竟然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種令人見怪不怪，甚至不值得專門一提的生活常態(tài)，是以常態(tài)來反襯非常態(tài)的扭曲，而包天笑則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國的知識青年群體，揭露出當時一批滿懷理想的留洋知識青年歸國后，在現(xiàn)實困難面前漸漸感到心灰意冷，以致最終走向消沉和墮落的社會圖景。大體上來說，包天笑第二案在內(nèi)容上或許可以視為陳冷血第一案的延伸或結(jié)果正是因為社會常態(tài)的扭曲，才使得知識青年理想幻滅。另一方面，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在陳冷血第一案中，福爾摩斯的觀察與推理從頭至尾都完全正確，但其仍然遭遇失敗，恰恰是因為當時中國社會本身的不正常，而在包天笑第二案中，則是福爾摩斯自身的推理出現(xiàn)了偏差，才導致其得出與事實相反的結(jié)論。這里存在三種可能的解釋路徑：第一，陳冷血的寫法更高級，福爾摩斯推理正確和結(jié)果失敗之間的反差形成了一種更具整體性的反諷張力，甚至是社會批判的效果；第二，包天笑第二案中福爾摩斯雖然將青年沉湎酒色所留下的細節(jié)證據(jù)誤認為是其救國奔波的結(jié)果，其中卻暗含了一層未曾言明的前史，即青年之所以沉湎酒色正是因為其此前救國奔波遭遇失敗、理想幻滅，由此來看福爾摩斯又不能算是完全錯了，而青年向福爾摩斯挑釁本身即帶有一絲理想破滅后的虛無主義味道；第三，將這兩篇小說視為一個整體來看，無論福爾摩斯觀察與推理正確與否，最終結(jié)果都是失敗，如果將其視為一種隱喻，似乎又暗示出了福爾摩斯所代表的理性、科學、法制、正義等西方現(xiàn)代性因素在當時中國所必然遭遇到的水土不服和失敗命運。如果我們進一步將偵探小說視為克拉考爾所說的作為理性與秩序象征的特殊文類，那么偵探福爾摩斯在上海的一系列失敗經(jīng)歷則恰恰反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非理性面向和失序格局。

此后，清末民初沿著這一脈絡(luò)而產(chǎn)生的福爾摩斯來中國小說還有不少，比如陳冷血的《歇洛克來華第三案》（1906年，又名《嗎啡案》）、包天笑的《歇洛克來華第四案》（1907年，又名《藏槍案》）、煮夢生的《繪圖滑稽偵探》（1911年，短篇小說集）、嘯谷子的《歇洛克最新偵案記》（1918年）、龍伯的《歇洛克初到上海第四案》（1918 年）等，甚至到了1923年，包天笑還寫過一篇《福爾摩斯再到上�！�。大體上來看，這些續(xù)作中雖不乏個別饒有新意的本土化細節(jié)，但大多還是顯得比較粗糙。其中相對較為精彩的如包天笑《藏槍案》，這篇小說中福爾摩斯本來要解決私藏槍支的社會問題，不想當時中國人所說家中藏槍卻是指鴉片煙槍，于是，福爾摩斯只能感嘆：休矣！不圖中國之槍，乃是物也！此又我來華偵案失敗之一也。這個由多義字（煙槍的槍和火槍的槍）所引發(fā)的烏龍事件，很好地抓住了漢字本身的特性，對當時中國人抽鴉片、收集各類煙槍的惡習展開了辛辣的批判，甚至我們可以從這篇小說中讀出煙槍比火槍更可怕，更能夠摧毀一個民族國家的言外之意。

相比起包天笑《藏槍案》中的別有匠心，嘯谷子與龍伯的續(xù)作則可以說是辭氣浮露，筆無藏鋒，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魯迅批評晚清譴責小說語）。比如嘯谷子的第三案中，福爾摩斯因為調(diào)查一家女兒被殺案，找到了曾經(jīng)提親未果、具有重大嫌疑的官員家中，發(fā)現(xiàn)男主人身體顫抖、衣染血跡、渾身尸臭，并在房內(nèi)找到頭顱、兇刀等一系列物證。不想在諸多鐵證中，身體顫抖是因為鴉片女色而導致氣血兩虛；衣染血跡是因為虛怯之癥需要喝人血來補充營養(yǎng)，不小心染上血跡；散發(fā)尸臭其實是滿身銅臭；房內(nèi)找到的頭顱更是聞得一革命黨頭顱可為終身之飯碗，而殺其家眷、斬首冒功的結(jié)果，等等。嘯谷子在這里的批判意圖再明顯不過，甚至其因為意圖太過外露、心情太過急切而最終造成了批判案例在小說中的堆砌，這反而削弱了批判本身的力度。如果將小說中喝人血及砍革命黨頭顱做飯碗等內(nèi)容和一年后魯迅小說《藥》（作于1919 年4 月25 日）中的人血饅頭進行比較，高下立見。當然，將這些戲仿福爾摩斯的游戲之作和魯迅的經(jīng)典名篇相提并論，本身可能也不太公平。至于龍伯的第四案，也存在著類似的不足之處，小說借華客之口說道：你不曉得我們中國最擅長的是變法，他們可以做官紳，就可以做忘八；他們可以做官紳家里的女眷們，就可以做窯子里面的窯姐；他們可以做新黨，就可以做雜種。b整段內(nèi)容表達得太過直白淺露，反倒沒有了小說本身的韻味和反諷所應該具有的內(nèi)在力量。因此，即便作者龍伯在小說結(jié)尾處極力為自己申辯，但正如他所刻意回避和否認的那樣，這篇文章的作者之本旨顯然只能算是罵世語也。

整體上來說，一方面，這些戲仿福爾摩斯小說與其說是偵探小說，不如說只是福爾摩斯破案這一偵探外殼之下的社會譴責小說。即小說借助福爾摩斯這一外來者的視點，觀察和展現(xiàn)晚清社會的基本面貌。福爾摩斯在其中所起到的觀察者與敘事者的功能，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中的主人公九死一生，或者《新石頭記》里歷了幾世劫、來到上海的賈寶玉頗為相似。小說表面上是寫福爾摩斯探案的失敗，實則是借此來揭示晚清社會的種種怪現(xiàn)狀。而這些社會怪現(xiàn)狀又通常具體表現(xiàn)為社會價值、倫理、身份、行為的錯位和扭曲，比如在煮夢生接續(xù)陳冷血的故事所寫的《繪圖滑稽偵探》中，福爾摩斯在西吳（大概指今天湖州一帶）連續(xù)八次探案失敗，其原因都可以歸結(jié)為當時社會上妓女/ 女學生、警察/ 竊賊、學生/ 優(yōu)伶、馬夫/ 少爺、官兵/ 盜匪身份與行為的顛倒，而這種顛倒背后的真正批判指向則是當時社會的失序。甚至在陳冷血的第三案中，小說已經(jīng)完全跳脫于福爾摩斯查案的基本故事情節(jié)，而是借用柯南·道爾原作中福爾摩斯有注射嗎啡習慣的人物設(shè)定，令其在上海四處尋找嗎啡以解自身燃眉之急，并由此暴露出當時中國人將嗎啡作為戒掉鴉片毒癮的戒煙藥，而在藥店里堂而皇之地出售，最終產(chǎn)生了藥歟？毒歟？且顛倒而莫能知矣，更罔論其他 的社會混亂。因此，陳冷血、包天笑等人的這些戲仿福爾摩斯小說與其說是在寫福爾摩斯探案的失敗，不如說是在批評當時清廷政治改革與社會治理上的失敗。或者正如煮夢生在《繪圖滑稽偵探》一書的小引中所說：吾觀學界之現(xiàn)狀，而憤而哭，吾觀軍界之現(xiàn)狀，而憤而哭，吾觀警界之現(xiàn)狀，而憤而哭，吾觀社會種種之現(xiàn)狀，而憤而哭。然吾憤而人不知也，吾哭而人不聞也，則亦何益之有哉？吾乃息吾憤、止吾哭，吮筆濡墨，而作《滑稽偵探》。其正道出了這類戲仿與滑稽書寫背后的真正警世用意之所在。更有意味的是，煮夢生所說的哭恰是另一篇晚清譴責小說《老殘游記》的關(guān)鍵詞，而以冷嘲寫熱淚、以笑鬧寫哭泣則是晚清譴責小說中普遍存在的寫作手法之一。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其本質(zhì)上的譴責小說屬性，這些戲仿福爾摩斯之作才同樣共享了晚清譴責小說中小說新聞化的特點。張麗華即認為陳冷血與包天笑接力完成的這個小說系列其實是處于筆記、新聞和小說之間的短篇敘事作品，且和其刊登于當時新興的報刊媒體上有關(guān)。具體而言，這些戲仿福爾摩斯小說中的張園游玩、鴉片、煙槍、骨牌等同時也都是當時上海常見的社會現(xiàn)象和報紙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新聞題材及內(nèi)容，而其在小說語言和形式結(jié)構(gòu)方面的簡潔性也頗符合新聞文體的一般要求，甚至時人所稱道的冷血體一定程度上即具有新聞報道敘事風格簡短、冷峻、鏗鏘有力的特點。當這些新聞化的小說與小說化的新聞同時并置于報紙上時，其中的相互影響、文體混雜與讀者接受方面的真假難辨，最終形成了弗蘭克·埃夫拉爾所指出的雜聞文章與文學體裁（短篇小說、戲劇及偵探小說）之間的某些主題及結(jié)構(gòu)相似性使得這些實用文章更順利地融進文學虛構(gòu)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