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發(fā)現(xiàn)獨樂寺吾民族之文化進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 自有建筑，而后有社會組織，而后有聲名文物 ??總之研求營造學， 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實質(zhì)之營造不可。朱啟鈐《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講詞》1929年，朱啟鈐先生創(chuàng)辦中國營造學會，次年更名為中國營造學社。這是近代第一個研究中國古建筑的學術機構，主要從事古代建筑實例的調(diào)查、研究和測繪，以及文獻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以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等為代表的學社成員，更是開啟了一場長達16年的中國古建筑田野調(diào)查工作，搜集到了大量珍貴數(shù)據(jù)，為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被任命為法式部主任，主要負責《營造法式》的破譯工作，利用當今科學方法解讀《營造法式》，書寫中國建筑史。梁思成進入學社工作后，朱啟鈐將多年來收集到的資料交由其研究學習。于是，梁思成開始對北平（今北京）及周邊的建筑實物進行調(diào)查、測繪。同時以匠為師（木匠楊文起和彩畫匠祖鶴州等），完成了對明、清時期建筑的初步解讀。1932年，梁思成撰寫了《清式營造則例》一書，于1934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清代建筑的入門讀物。梁思成暫且完成了明、清時期建筑的研究，但遺憾的是，對《營造法式》的困惑依然存在。梁思成曾言：近代學者治學之首，首重證據(jù)。因此找尋在中國大地上與《營造法式》同時期的建筑，便尤為迫切。外出調(diào)查、尋找到比明、清時期更加古老的建筑，成了梁思成的心病。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兩則消息的到來，徹底堅定了梁思成外出調(diào)查的決心。一、日本學者常盤大定、關野貞在河北薊縣（今天津薊州區(qū)）城內(nèi)發(fā)現(xiàn)一座古代寺廟，應為明、清之前的建筑。朱啟鈐得知此事后，告知了梁思成，希望梁思成過去看看。二、好友楊廷寶告訴梁思成，他在鼓樓穹頂下看到了一幅古怪的寺廟照片，照片的下方寫著薊縣獨樂寺，同時向梁思成介紹了照片上建筑的大斗拱，梁思成得知后興奮地說：你看這張照片非常走運。1931年秋，正當梁思成一行數(shù)人準備前往薊縣時，受九一八事變影響，天津局勢動蕩，且通往薊縣的道路被大水淹沒。直到 1932年4月，才得以成行，由此開啟了中國建筑史學的一段傳奇。隨行人員有學社成員邵力工、梁思成的弟弟梁思達。經(jīng)過了一天的跋涉，梁思成一行人終于乘著夕陽的余輝，來到這座當時極為閉塞的、被群山環(huán)抱的秀美山城薊縣。對于這段新奇的經(jīng)歷，弟弟梁思達在多年后，依然清晰記得：二哥去薊縣測繪獨樂寺時，我參加了。記得是在1932年南大放春假期間，二哥問我愿不愿一起去薊縣走一趟，我非常高 興地隨他一起去了……從北京出發(fā)的那天，天還沒亮，大家都來到東直門外長途汽車站，擠上了已塞得很滿的車廂，車頂上捆扎著不少行李物件，那時的道路大都是鋪墊著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樣的橋梁，當穿過遍布鵝卵石和細沙的旱河時，行車艱難，乘客還得下車步行一段，遇到泥濘的地方，還得大家下來推車。這段路程雖費時一天，但行程卻不足 90公里，這次的經(jīng)歷也成為了他們一生中難忘的一次旅行。獨樂寺的發(fā)現(xiàn)稱得上是中國建筑史學真正意義上的開端，此次的調(diào)查、測繪，使梁思成開始真正讀懂《營造法式》這本天書。這部天書里諸多的名詞、術語，近十年的困惑一朝得真解，著實令梁思成興奮不已。同時，也為中國建筑調(diào)查、測繪和研究的事業(yè)拉開了帷幕。多年后，從梁思成的《營造法式注釋》一書中，讀者依然能感受到他當時激動的心情。在這兩座遼代建筑中，我卻為《法式》的若干疑問找到了答案。例如，斗栱的一種組合方法偷心，斗栱上的一種構件替木，一種左右相連的栱鴛鴦交手栱，柱的一種處理手法角柱升起，等等，都是明、清建筑中所沒有而《法式》中言之鑿鑿的，在這里卻第一次看到，頓然開了竅了。梁思成第一次野外考察，便得到了如此大的收獲，使他堅信在中國的大地上，一定還存在更加古老的建筑。此后的15年間，他們輾轉(zhuǎn)15個省200多個縣市，實地考察測繪了2700多處古建筑，為我國文物保護事業(yè)和研究中國建筑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32 年6 月，梁思成首次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發(fā)表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作為第一篇系統(tǒng)而全面介紹獨樂寺歷史與建筑藝術價值的論著，《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已成為研究中國建筑的學術典范。本次抽印刊行再版，以饗廣大讀者。營造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