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我在新疆烏魯木齊出生長大。
很多年前,去參加《 小說月報》組織的采風筆會,同行的一位女作家聽說我出生于新疆,很是吃驚地說,不像不像。我問她那像哪里人。她說像上海人,像江浙人,反正不像新疆人。這個判斷得到了在場人士大體一致的認同。可是那個時候,雖然我在小說里入骨入髓地刻畫過上海人,我卻連沿海的省份都未曾去過,更別說上海,理應是上海人眼里名副其實的鄉(xiāng)下人。讓見多識廣且對人物有著入微觀察和敏銳直覺的作家們看走了眼,我一時也有點兒摸不著頭腦。本能之下,我回應,我的父親是南方人,我的母親是北方人,如果在地圖上對折一下,他們之間連線的中點,差不多是在江南那一帶。當然,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應急的回答,調侃式的自我確認。
在社會交往中,每個人都會在潛意識中通過對方的形象、性格、氣質確認他(她)的來路。當我們給某個人下定義時,這種標簽式的限定詞實際上包含了他(她)的出身、背景和地域性、群體性的特征。比如說高干子弟 富二代草根,比如說書香門第小市民,比如說大家閨秀小家碧玉, 比如說江南才子北方莽漢。這些詞含義豐富,往往說者這么一說,聽者就能夠心領神會,無須過多解釋。
既然普通人都有這種本能,描摹市井百態(tài)、人生命運的小說家更需要將這種本能轉化為自覺。小說家不僅要研判人物的來路對他(她)的形象、性格、氣質的塑造,還要從人物的形象、性格、氣質倒推、復原他(她)的來路。說白了,這一切日常功課都是小說家為了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為筆下人物建立經得起推敲的來龍去脈,包括出身、家庭背景、生活環(huán)境、成長環(huán)境、教育環(huán)境,為人物組建與他(她)的命運無論是息息相關還是若即若離的親友團關系網,若簡省則只有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若繁復則包羅三姑六婆左鄰右舍青梅竹馬閨中密友前夫前妻前女友前男友頂頭上司部門同事下級部屬……
將話題轉回來,我之所以對那次上海人而非新疆人的誤判記憶深刻,一是人的來路的確有復雜之處,表象與內在并不能完全畫等號,所謂的識人辨人術,只是勾勒出大致的輪廓,具體到個體,貨不對版的偏差并不在少數。二是小說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就像老中醫(yī)號錯了脈,老木匠開錯了槽,老廚師調錯了味。這就說明,盡管小說家對世相人生、市井百態(tài)能夠做出熨帖到位、折服讀者的描寫,也只是紙上談兵,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就會有偏差。若是他們有本事將訴諸小說中的運籌帷幄、明察秋毫搬到現實生活中,早就仕途順暢官運亨通股市發(fā)達了。離開虛擬的世界,小說家是力不從心的。還好,我發(fā)現身邊那些寫出好小說的榜樣,基本上都是干一行愛一行,揚長避短,安心寫作。
我的腦海中常常會出現這樣一幕場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十四歲的父親蹲在龜速般的火車中,從廣西一路向北,從飛沙走石的暗夜穿過河西走廊,奔向前途未卜的命運時,七歲的母親正一臉雀躍地趴在萬米高空中的飛機舷窗前,和她的父母在從北京飛向邊疆的軍用運輸機上,俯瞰連綿起伏的天山山脈。驕陽就在天邊,仿佛永不落幕。
烏魯木齊是一個移民城市。天南海北哪個地方的口音都有。小時候,鄰居阿姨成天叫我漏漏,那是個湖南人。去理發(fā)店,上海老師傅說,這個小囡囡剪童花頭的呀?陜西大爺要給我糖吃,就說給娃個糖吃薩哈。天津人抱怨起來,都是齁字開頭,齁酸,齁巴爛貴,齁不是東西。如果天津人是向山東人抱怨,山東人肯定回他,你別窮木亂(搗亂,沒事找事),你再木亂我揍你!四川人吵架,先人板板。東北人不耐煩起來,你整啥玩意兒磨嘰個啥?甘肅人想找河南人聊天,咱們諞會閑傳子吧。河南人簡單,行就 中,不行就不中。
新疆離內地太遠了。
連接新疆和內地的蘭新鐵路始建于1952 年。從蘭州西行跨越黃河后,翻越海拔三千米的烏鞘嶺,進入祁連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經武威、張掖、酒泉出長城西端的嘉峪關,過馬鬃山南麓的玉門、疏勒河,西跨紅柳河進入新疆境內。又沿天山南麓過哈密、鄯善、吐魯番,在達坂城穿過天山到烏魯木齊市。再向西經過軍墾之城石河子、奎屯、博樂,最終到達邊境口岸城市阿拉山口市。這么多頻繁出現在歷史和古詩中的地名,如果你在現實中要全部經過一遍,總長度為兩千四百二十三公里。這個長度,幾乎等同于南寧到北京的距離。
二十歲那年離開新疆。我在火車上待了兩個晚上,才從烏魯木齊抵達蘭州。 經過電氣化改造,這個時間已經縮短到了十一個小時左右。
這些年來,我總共回去過五次。其中有三次居然是出差。我像一個外地人那樣,去了喀什,去了和田,去了烏魯木齊之外的好幾個地方。新疆太大了,面積是廣西的近七倍。而我一直生活在烏魯木齊。對這座城市以外的很多部分,包括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我和那些第一次到新疆的人一樣,感到新鮮而陌生。
即便是對于仍然生活在新疆的人來說,這里的歷史和現實都存在著許許多多認知上的盲區(qū)和誤區(qū)。一鱗半爪、走馬觀花的獵奇式印象實在不合適描述新疆, 一些意見領袖指點迷津的初衷和高瞻遠矚的眼界,也時常為民眾激進的情緒左右, 反而更遮蔽了新疆。
對于父輩而言,新疆是一個充滿矛盾情感的地方。他們被命運的朔風裹挾, 無根的種子一樣撒在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如芨芨草根部,深埋在1.5 米的鹽堿地下。風沙如刀割過。它們低伏掙扎。等父輩熬過那段不堪的歲月,很多人陸陸續(xù)續(xù)回到了內地。有些是落實知青政策回到了他們的故鄉(xiāng),有些是跟著在內地上學工作的孩子們離開了新疆。
在新疆的那些日子里,對于我的父輩和我們這些疆二代來說,中秋節(jié)、清明節(jié)這兩個節(jié)日,就是一個概念,沒有誰家有興師動眾過節(jié)的實際行動。我們父母的出生地都十分遙遠,都是從天南海北來的。我們的祖輩在遠方。何處團圓?何處祭拜?在這樣的時刻,新疆不是我們的故鄉(xiāng)。
可是,你若問我的父親和母親,甚至包括我,新疆怎么樣,我們會一致說,新疆是個好地方。怎么好?就像歌里唱的那么好,我走過許多地方/最美的還是我們新疆。
我們把新疆稱為我們新疆。不是故鄉(xiāng)的地方,成了我們的故鄉(xiāng)。
曾有一段時間,我中斷了文學創(chuàng)作?赡苁羌で椴辉,更可能是才氣已盡,也有可能,是缺少了對這個世界想象的興致。我在廣西南寧生活的時間已經遠遠超過了在新疆烏魯木齊的時間,我卻依然感覺沒有走進它的內心,只是在周邊晃悠。我不可能不想念故鄉(xiāng)。
我對故鄉(xiāng)的懷念越來越深重。在遠隔著長江黃河、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的南方懷想,在吞咽帶著酸筍味的餃子和涮羊肉時懷想,在混合著路邊蔭生植物氤氳出的重重陰氣、騎樓暗影下女子幽明的媚氣、不知哪個角落咿咿呀呀絲竹伴唱《帝女花》透出的遺世古風的詭氣的亞熱帶城市的傍晚懷想。
剝開沉積岸一樣的時間疊層,我看到去國多年身患沉疴的馬依拉重返故鄉(xiāng), 在青楊樹掩映的小城,被親人和朋友溫柔以待;我看到運動員出身的女人邊鋒向天空奮力擲出標槍,那意味著她對男性及其權力,包括她對過往情感的憤懣的反叛、反抗以至反擊;我看到艾老師灰白的童花頭發(fā)絲紛飛,她疲憊又堅強,舌頭打卷,彈出一連串堅定的跳躍的飽滿的富有彈性的俄語單詞;我看到少女金燕和她的母親梅楠,在冰天雪地中呼喚血緣感情的復歸……
提筆忘憂,落筆心安。對故鄉(xiāng)深重的懷念,成為《毛紡廠在西北偏北》,成為《復調喀秋莎》,成為《女人邊鋒》,成為《不忘》……一度遠離創(chuàng)作的我回來了,是故鄉(xiāng)成就了我筆下生機勃勃的嶄新的文學世界。
我把故鄉(xiāng)視為命運的源頭。這里,是故事開始的地方。漫漫人生,寫作成為我與這個世界對立、溝通、和解、相伴的方式,并將成為我賴以生存的方式。以理性的冰與感情的火打造淬煉成的寫作鑰匙,正靜靜地等著我,開啟那零落卻龐大的故鄉(xiāng)記憶。
是時候了。再一次,重返故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