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紐約大學創(chuàng)校校長俞立中平時經常說的一句話，上海紐約大學的創(chuàng)建是應了天時、地利、人和，融入了很多人的智慧和付出，我們面前的這本書提供了最詳細的注解；而俞校長本人，則是其中人和的最佳體現。
盡管我經�？湟�我最厲害的身份是俞校長的學長比七八級的他早半年走進華東師大校園，我作為普通教師近距離認識本書作者時，他已經是華東師大的副校長了。記得與俞校長的最早個人交談，是我在本世紀初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期間，去新澤西州城市大學開會，碰巧他應邀在那里做講座。當時盛傳他要到上海師范大學去做校長，而他那時還在猶豫要不要去；我記得當時是這么對他說的：我覺得應該去，畢竟正校長比副校長更容易實現你對大學的理解。
俞副校長變成俞正校長是那次交談將近兩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絕不敢再次夸耀說我的鼓勵起了任何作用；但我確實從那時開始就以為，對當代中國大學應該長什么樣，俞校長是有很自覺的思考、很堅定的探索的。俞立中在上海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上海紐約大學三所各有特點的大學擔任校長，每個崗位上都留下了他的這種思考和探索的鮮明印記。
對于作為當代中國大學理念之卓越的探索者和實踐者的俞立中來說，上海紐約大學無疑是上述三所學校中，甚至可以說是在同時期所有中國高校當中，想象空間最大、挑戰(zhàn)性也最大的一所學校。
還在上海紐約大學的籌建過程中，中方合辦主體華東師大的一段獨特歷史，就引起敏銳人士的關注。華東師大主要前身是成立于1924年的大夏大學、成立于1925年的光華大學，同時它也接納了1879年成立的上海圣約翰大學在1952年拆散后相對來說最大的部分，即文學院、理學院和圖書館。一個問題很自然地提出來了：1879年成立的上海圣約翰大學在1952年成為歷史，而1831年成立的紐約大學，則在2012年成為第一所中美合辦高校的美方學校；從1952年到2012年的這六十年間，中外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的歷史，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雖然從法律上說，上海紐約大學是一所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成立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但從學術上說，上海紐約大學是美國紐約大學的全球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而個別人會因此而有意無意地把上海紐約大學誤稱作紐約大學的上海校區(qū)。為了一方面強調上海紐約大學的成立背景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完整的教育主權，另一方面強調上海紐約大學在我國教育改革發(fā)展、中美人文交流和浦東開發(fā)開放等方面承擔著突出使命，華東師大的黨政領導在創(chuàng)辦上海紐約大學之初，就比較自覺地把時代精神與歷史意識結合起來的。時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的張濟順是一位研究城市史和教育史的專家；她在上海紐約大學建校之初就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判斷：如果圣約翰大學在1952年的終結意味著美式教育的覆滅，那么上海紐約大學的創(chuàng)辦則意味著美國夢式的全球化教育理念的重啟。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張濟順的觀點是，時隔六十年后美式教育的重啟，不能僅僅理解為中國國家主權前提下引進美式教育，不應該只是一個國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傳統(tǒng)向另一個國家的單向移植，而應該為不同國家教育傳統(tǒng)的相互學習和有機融合，創(chuàng)造一個獨特的先例。我們校園網主頁上是這么說的：上海紐約大學將紐約大學全球教育體系中豐富的智力資源融入燦爛的中國文化，身體力行當代高等教育的最高理想，帶領學生獲得學業(yè)與精神的雙重收獲，培養(yǎng)他們成為人生旅程的領導者，在無涯的學海中求索關于人與自然的新知卓見。我在上海紐約大學建校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發(fā)言中，更具體地提到：我們致力于把學以成人、教學相長、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與教研統(tǒng)一、文理融通、手腦并用、群己共進的辦學傳統(tǒng)，結合起來。受包括俞立中、約翰塞克斯頓、杰夫雷蒙、衛(wèi)周安和趙中建、丁樹哲等在內的上海紐約大學同事們的思考和實踐的啟發(fā)，我還覺得，像上海紐約大學這樣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是能夠甚至應該在實現教育的培育功能和選拔功能的本末相宜、求知的好奇?zhèn)鹘y(tǒng)與憂患傳統(tǒng)的相互補充、教學的理智訓練和理性訓練的缺一不可、學校的有言之教與不言之教的有機融合方面，發(fā)揮獨特優(yōu)勢的。
無論是結合，還是融合，都是說說容易，做起來難。在像高等教育國際合作這樣的領域，其實就是紙上談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不管怎么樣，上海紐約大學早就不僅已經從紙上走到地上，而且從浦西來到到浦東，從世紀大道來到三林前灘，從第一個十年進入第二個十年。對上海紐約大學從醞釀到探索到建成到發(fā)展的全過程，俞立中校長是最權威的敘述者，而這本書則是有關這個過程的最權威敘述文本。當然，本書并不是上海紐約大學的官方校史；書中雖然提供了與學校第一個十年相關的不少重要而準確的材料，但它畢竟更多是俞校長對他自己參與的學�；I辦和建設發(fā)展過程中的人和事的記錄。但即便如此，俞校長的熱情而平和、忠誠而智慧、腳踏實地而堅忍不拔，這些品質和努力，都為本書的極高價值做了最好注解。
說到這里，或許可以夸耀幾句我與俞校長的特殊緣分：我們這兩個中美合辦高校校長崗位的前后任承擔者，第一次個別長談是發(fā)生在美國的；年齡相差九歲的我們，生日卻都在英國使臣馬嘎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的那天；我于2011年7月回華東師大擔任黨委書記以后，與俞校長黨政搭檔工作了一年多，因而可以說在張濟順書記之后，跟俞校長一起經歷了上海紐約大學籌備工作的最后階段。除了這些以外，特別有意思的是，紐約大學最早派到上海來為合作辦學探路的唐力行教授，在找到時任上海師范大學校長的俞立中的差不多同時，碰巧也經我們一位共同朋友的推薦，找到了我，我當時在上海社科院任黨委副書記但學術身份仍為華東師大哲學系教授。2020年6月我來上海紐約大學接任俞校長后，唐力行老師為了鼓勵我把新崗位的工作做好，幾次提醒我在上海紐約大學最初階段的雖然無意但意味深長的特殊參與。
說實在的，要把這個新崗位工作做好，確實是有獨特挑戰(zhàn)的。從2004年7月到上海社科院做黨委副書記，到2011年7月回華東師大做黨委書記，再到2020年6月到上海紐約大學做校長，我都可以說是無證上崗，既沒有崗前培訓期，也沒有崗位實習期。但前兩個崗位都在所謂體制內單位，不僅有明確而不斷完善著的規(guī)章制度，而且有訓練有素職責明確的中層干部隊伍。而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的崗位履職，則對任職者的多方面能力和努力都提出了特殊要求。我雖然在這個崗位上任職將近四年了、第一個任期即將到屆，也依然有一種無證上崗之感，也依然常常會出現全沒想到甚至匪夷所思的情況。現在讀到俞校長寫的這本書，我心里踏實不少；不僅對我這個目前仍然在職者，而且對未來的接棒者，俞校長寫了一本再好不過的上崗手冊。這本書中不僅有3C（Communication即溝通、Compromise即讓步和Cooperation即合作）這樣的精辟概括，而且有作者與校內外各方做溝通、在堅持原則前提下做妥協、在學校工作各環(huán)節(jié)各階段與同事尤其是美方同事做合作的大量事例。這些概括和事例，會使包括我在內的上海紐約大學的管理人員，乃至上海紐約大學的所有共同體成員，在學校的不同崗位上，都經歷更加豐富也更有樂趣的學習體驗。

童世駿
202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