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時代如何進行傳統人文教育和人才培養(yǎng)，是一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問題，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正改變著以漢語言文學為代表的傳統文科教育模式。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是*具中國特色的基礎文科，從守正創(chuàng)新的思路出發(fā)，在數字化時代要積極適應新時代社會發(fā)展需要，建設一套具有賡續(xù)傳統、融匯新潮的漢語言文學的專業(yè)教材，真正努力實現 寬口徑、厚基礎、重能力、求個性的新型復合型人才培養(yǎng)的目標。我國文科專業(yè)教材建設始終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文科教材編寫進入高潮期，并開始成為一種國家事權，受到越來越明顯的重視。進入20世紀80年代，在新時期的時代氛圍中，各種統編教材、自編教材和規(guī)劃教材等更是名目繁多，數量迅速增加。特別是前些年開始實施的馬工程教材建設，具有頂層設計、名家協力、廣泛使用的特點和優(yōu)勢，為中國文科教材建設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是我國開設高校*多的專業(yè)，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國有641所院校開設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從近年專業(yè)教材使用的情況來看，有逐漸趨于一統的態(tài)勢。但是，由于學科專業(yè)有些課程意識形態(tài)屬性較強，教材編寫難度較大，因此，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馬工程教材編寫比例和使用率不是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國家教材編寫的基本宗旨指引下，系統地編寫一套具有傳統優(yōu)勢和新時代特色的漢語言文學的專業(yè)教材，是十分必要且有較大空間的。在已有的數百種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教材中確立新教材的價值與特色，是具有巨大挑戰(zhàn)性的。特別是在數字文化和新文科理念的引領下，對已有教材進行客觀分析，確定新教材編寫的宗旨和原則，需要做出艱辛的努力。人才培養(yǎng)是在課程體系有效設定的基礎之上實現的，課程設定又建立在教材之上。教材并非只是教學內容、方法與理念的載體，還是達到人才培養(yǎng)目標以及提升教學水平的主要保障。因此，新教材要融入新時代的新理念、新知識和新方法，這是對所有教材的基本要求。但是對于傳統文科特別是文史類教材來說，知識具有相對的固定性，關鍵在于對知識的選擇和理解。新文科建設應包含兩個思路：一個是新的文科，一個是文科之新。前者是從跨學科的角度，創(chuàng)立和形成新的文科專業(yè)或者方向；后者則是從傳統文科自身發(fā)展的角度，反思和調整現有文科的發(fā)展路向。對于漢語言文學這類傳統的基礎學科，我們更要守正創(chuàng)新，既要融入新知，又要回歸傳統和經典。當然，這種回歸不只是教材知識內容的選擇，更在于對學生學習經典環(huán)節(jié)的強調和安排。這也是針對數字化時代人們的閱讀和學習的新變化而考量的�，F在隨著知識的獲得越來越便捷和簡單，對于具體經典的閱讀、理解相對也越來越被忽視。特別是人工智能突飛猛進、一日千里的發(fā)展背景下，經典甚至思想有被裝置和邊緣化的趨向。為此，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教材建設必須面向當前，又直指未來，為不斷優(yōu)化教材體系、完成新文科發(fā)展目標、提升教學水平、培養(yǎng)綜合型人才提供重要的基礎與保障。創(chuàng)意應用寫作簡明教程總序教材編寫的核心問題是內容的選取，而內容的選取在于價值立場和教學理念的確定。作為新時代文科教材，首先，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價值取向和學術導向。這是時代政治的需要，也是歷史邏輯的需要。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為例，其發(fā)展過程就完整地體現了政治邏輯、歷史邏輯、學理邏輯和倫理邏輯的融合。歷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通過具體的紅色經典而藝術化地表現出來。其次，作為*具中國特色的基礎文科教材，漢語言文學教材要強調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從語言文學的歷史流脈來理解當代文科知識體系中不能缺少的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源流。*后，新時代漢語言文學教材內容不單是歷史知識的重復，更要以新的理念來理解這些知識。這就需要從全人類共同價值觀出發(fā)，對于知識源流、經典意義、審美風尚等進行合理的理解和闡釋。階級的立場、民族的立場和人類的立場不是對立的，而是融合的。這不只是一種價值理念，也往往是一種歷史事實。新教材的編寫要經受三種檢驗：第一，是政治的檢驗。教材編寫和使用不是簡單的教學環(huán)節(jié)，而是思想和品格的養(yǎng)成過程。因此，正確的政治理念是文科教材編寫和使用的入門證和驗收單。第二，是學理的檢驗。新時代漢語言文學教材有新的政治要求，理性的政治本身就具有科學性和邏輯性。課程思政是所有課程和教材的統一要求，但是不同專業(yè)教材的課程思政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方式。漢語言文學教材的中國特色本身就具有本色的課程思政色彩，不是簡單地將課程思政進行穿靴戴帽式的外加，是一加一等于一，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課程思政要通過歷史邏輯、學理理解來體現。因此，新教材必須堅守學理邏輯，只有實現充分的學術釋權，才能更好地實現國家事權。第三，是歷史的檢驗。任何歷史的產物*終都要被歷史本身所檢驗和選擇，新編教材能否經受住這種歷史的考驗，關鍵在于是否能夠很好地實現前兩種檢驗。歷史本身就是一個不斷選擇甚至淘汰的過程，符合政治標準的同時，也符合人類意識、人性邏輯、學理邏輯和審美邏輯的教材才能長存。新時代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簡明教材除了具有以上基礎文科教材共有的屬性和邏輯之外，還應該努力形成本專業(yè)的特點。無論是教材編寫還是專業(yè)教育，都應該秉承這樣一種原則：基礎知識標準化，核心問題個性化，專業(yè)背景多元化。這是教材內容、教學過程和人才培養(yǎng)共同的原則。這是本套新時代大學文科簡明教材努力追求的方向。*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yè)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吉林大學資深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2024年1月本教材納入新時代大學文科簡明教材系列，在編寫理念上體現新文科特色和數字文化要求，同時遵守應用寫作教材編寫的普遍規(guī)范并保持學科個性。具體說來，該教材有如下四個特點。一是重視思想性。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加強教材建設和管理，把教材建設提到國家事權的高度。作為立德樹人的重要載體，應用寫作教材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有自己的優(yōu)勢：一方面，國家的法規(guī)政策是行文的直接或間接依據，要寫好應用文書首先要學習和掌握相關法規(guī)和政策；另一方面，應用寫作教學離不開大量國家機關與企事業(yè)單位的現實案例，教材在案例的選擇和解讀上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意涵與元素，以幫助當下大學生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二是追求創(chuàng)意性。所謂創(chuàng)意，要符合新穎和實用兩個條件。本書的創(chuàng)意體現在：首先增加了文學寫作部分，文學寫作是高質量寫作活動的基礎，其詩性特征是寫作活動充滿創(chuàng)意的金手指，將實用寫作與文學寫作并置；其次是專門設置了文案創(chuàng)意寫作與創(chuàng)意性要求很高的自媒體寫作（包括AI寫作等），這在一般應用寫作教材中并不多見，體現了創(chuàng)意的實用屬性；*后是編寫體例上按照文體概念、寫作規(guī)范、寫作技巧、例文選評、例文評析、病例分析、情景寫作等多個環(huán)節(jié)穩(wěn)步推進，給人既實用又耳目一新的創(chuàng)意感。三是講求簡明實用。應用寫作的文體種類很多，但大學教材不宜一網打盡。本書在調研的基礎上，以大學生的實用為導向，選了四大模塊，分為12章，涉及多種常用文類。本書的體量是不小的，況且精選了大量案例，但我們的寫作力求簡明精到，抓核心問題，重視操作性，文字追求簡潔。四是體現數字化。人類已經進入數字化時代，如何讓學生在課堂上用手機學習而不是玩耍是一個重要的現實難題。本教材在每個文類講授過程中，適時插播一些二維碼，以調動學生用手機學習的積極性，微博、微信公眾號、人工智能和短視頻等自媒體寫作更是體現了數字化時代的文體特征與閱讀魅力。創(chuàng)意應用寫作簡明教程本教材的主編是曾軍、張永祿和李御嬌，副主編由何世龍、劉穎、翟羽佳和謝尚發(fā)擔任。具體編寫分工如下：緒論由上海大學曾軍和張永祿編寫；第一章日常應用文書寫作部分第14節(jié)由曾軍編寫；第二章事務文書寫作和第一章日常應用文書寫作第5節(jié)由湖北大學劉穎編寫；第三章求職文書寫作由上海政法學院談青編寫；第四章學術論文寫作、第五章學位論文寫作和第十章黨政機關公文寫作由上海大學張永祿編寫；第六章申論寫作由長江大學何世龍編寫；第七章新聞傳播文書寫作由山東理工大學翟羽佳和孟婷編寫；第八章文案創(chuàng)意寫作由上海六力文化傳播公司首席策劃師張繼明編寫；第九章自媒體創(chuàng)意寫作由湖北大學知行學院杜嬌編寫；第十一章經管法類公文寫作由武漢學院鐘振宇編寫；第十二章文學寫作由上海大學謝尚發(fā)編寫。統稿任務由三位主編共同完成，統稿盡可能保持全書的體例一致和合理分工，也力求照顧具體文類的差異性。由于編寫時間和編寫者水平有限，教材編寫中難免存在不足，希望讀者不吝指教。另外，本書寫作過程中參考了不少同行的教材，雖然參考文獻盡量列出，也難免遺漏，請大家包容并來信告知，便于再版時完善。再次向大家致謝。編者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