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前言　過去的侵蝕
這本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著作到了21世紀是否仍值得關注？這個問題只能由讀者來回答了。但我感覺，近年來那些我們認為已經(jīng)翻篇了的危機和過時的習俗仍影響著考古學。柬埔寨和哥倫比亞考古遺址遭到野蠻挖掘時我們腦海中產(chǎn)生了不祥預感，隨著巴米揚大佛被炸毀、伊拉克和敘利亞巴爾米拉的博物館被洗劫，這預感已然成為現(xiàn)實。考古學旨在揭示世界的狀況，然而在社會不平等、存在戰(zhàn)爭風險或戰(zhàn)爭已經(jīng)爆發(fā)的地區(qū)是無法開展考古研究的，甚至無法確保公眾能夠參觀當?shù)氐墓糯�遺跡。當年美索不達米亞的君主們在軍事大捷后會將對手信奉的神明囚禁起來；亞述學家們在巴比倫的宮殿里發(fā)現(xiàn)了一批雕像和碑文，都是那些來自遠方被征服國度的戰(zhàn)利品。萬幸的是這些東西沒被毀掉！不過我們仍要保持謹慎，被夷為平地的寺廟、被梟首的雕像、被錘爛的銘文在世界各地依然屢見不鮮，盡管世界各民族的侵略者們常常在摧毀和存放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之間搖擺。這兩種行為方式只不過是間歇性出現(xiàn)的歷史錯誤，在任何地方、任何文明中都會存在。沒有文化可以保存一切；為了生存，就必須翻新、建造、覆蓋。那些使用稻草、磚塊或木頭等短時性材料的人不會因為清理和重建而感到為難；而那些巨石建筑或金字塔的建造者，則不得不忍受這些使他們不堪重負但又啟發(fā)著他們的遺跡。因此，我們無法逃避過去。無論我們試圖忘記它還是貶低它，試圖恢復它還是頌揚它，都必須對它做點什么。過去是所發(fā)生事情的一個片段，印度人會說這是債務，它將現(xiàn)在的人與他們的先輩聯(lián)系在一起，盡管人們并不總是知道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沒有過去的社會，就像沒有記憶的人一樣，是不存在的。當這本書出版時，保護考古遺產(chǎn)的共識和承諾似乎觸手可及。但不幸的是，情況又發(fā)生了變化。我們已經(jīng)意識到，籠罩在遺址甚至博物館上的威脅越來越大�？脊艑W家與人種學家一樣，面臨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峻的情況，他們的研究對象在逐漸被侵蝕，他們與自然主義者一起，意圖保護考古遺址及其環(huán)境。為此，必須制定保護遺跡的新策略。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率先在20世紀上半葉制定了能夠應對工業(yè)化和經(jīng)濟擴張?zhí)魬?zhàn)的考古政策。它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多地保護遺址，并強制在領土整治中對所有主要的土地利用規(guī)劃作業(yè)進行初步挖掘。這一決定得益于傳統(tǒng)。自17世紀以來，在丹麥和瑞典就有一個考古服務機構，它既能保護古物，又具備科學和文化能力，使發(fā)現(xiàn)能夠與公眾分享。搶救性考古的觀念，以及之后的預防性考古的想法，在20世紀下半葉盛行，先是在英國、德國和美國得到應用，之后影響到意大利、希臘和法國，直到1992年被歐洲理事會認定為普遍性要求。預防性考古是保護隱藏的遺跡的主要手段之一。全球化的經(jīng)濟影響已經(jīng)觸及迄今為止還未被工業(yè)化和集約化農(nóng)業(yè)影響的地區(qū)，面對這一情況，考古學是抵抗遺址被侵蝕的唯一壁壘。遺憾的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許多國家，公共資源的不足使有效的預防性政策得不到保證。在經(jīng)常遭受種族間緊張局勢和戰(zhàn)爭沖突的地區(qū)，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受到了威脅，甚至有時會成為故意破壞的對象，就如我們在阿富汗、敘利亞和伊拉克看到的，那里的考古遺址和博物館遭到了多次攻擊�？偟膩碚f，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現(xiàn)在，考古學的手段和方法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無論是勘探過程、挖掘和分析技術，還是在信息處理方面。它既屬于人文科學，也屬于自然科學，然而這些進步正受到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消失和沖突的加劇的威脅，沖突帶來了人口流動和暴力的連串問題。這意味著考古學使用的倫理道德維度是其未來的基本要求，需要我們對該學科的實踐和目標進行集體反思。
古物學和考古學
這本書是對探索過去的技術的反思，是對考古學史前史的一次嘗試，它優(yōu)先考慮了過去的物質證據(jù)，而并不排除書面來源。有些社會沒有文字，相反有些社會則完美地支配著文字知識，而這種掌握隨著世紀的流逝變得如此豐富，以至于我們幾乎無法相信可以存在沒有文字的歷史。然而，從最熱的沙漠地帶到最冷的冰原，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惡劣條件下的人們，也能夠傳遞故事、建造遺跡、使用可以作為記憶媒介的工具。當然，此處的記憶不是希臘人或者中國人以各自方式賦予的歷史，但故事是歷史的組成部分，是將過去和現(xiàn)在聯(lián)系起來，建立必要的社會聯(lián)系的方式之一�！度伺c物質》（LHomme et la Matière）是我這一代許多考古學家的床頭書，書中安德烈·勒羅伊-古爾漢（André Leroi-Gourhan）討論了人類從自然界獲取所需之物的無數(shù)技術。在寫這篇文章時，我首先試圖為我的學生們回顧現(xiàn)代考古實踐的起源，目的是讓我們目前的知識去經(jīng)受歷史批判的考驗：我們從什么時候開始挖掘地面？從什么時候開始保存古物？出于何種目的？這些問題又引出了關于古物（或被我們認為是古代的物品）的挖掘、保護、修復和解釋的一系列知識性問題�？脊艑W的歷史，如此一來便成為對過去進行探索實踐的歷史。從現(xiàn)代考古學出發(fā)，與古物學實踐對比，這些實踐與人類意識一樣普遍。對我來說，這些實踐和考古學之間的張力顯而易見，但也很微妙。也許我的這本書需要以本來只在結論中出現(xiàn)的定義來開頭�，F(xiàn)代考古學有一個出生證明，它誕生于1830年至1860年間一場積極的革命背景下，革命首次試圖破除自然歷史與人類歷史之間的障礙。在這30年之前，世上只有古物學家。他們可能會挖掘地面，巧妙地分類一些未知的物體，甚至堅決地依賴技術史，但據(jù)我所知，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將過去的科學提升為一種包含這三個方面的古物學實踐的普遍知識。這就是為什么我相信，無論多么博學的古物學家，與我們今天所說的考古學家之間都存在著深刻的結構性差異。英戈·赫克洛茨（Ingo Herklotz）于1999年出版的總結完全更新了我們對啟蒙時代之前的古物學家的了解，并進一步強調了他們與考古學家的區(qū)別。
現(xiàn)代考古學家視自己為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的同行；他們認為他們的學科毋庸置疑是普遍知識的一個分支。我們將會看到，古物學家們正是缺乏這種普遍性，即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如卡西亞諾·達爾·波佐（Cassiano dal Pozzo）、約翰·奧布里（John Aubrey）或凱呂斯伯爵，已經(jīng)嘗試過面對它。所以，我并不打算在提出關于考古學起源的研究時，把古埃及的祭司、美索不達米亞的書吏、古代中國的文人、大洋洲的吟游詩人當作現(xiàn)代考古學的先驅。我試圖展示對過去的追求，可以定義為博物學，與人類的好奇心一樣普遍。有一個共同的遺產(chǎn)，將古物學家與考古學家拉近了，同時，也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將他們分開�？脊艑W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柏拉圖在《大希庇阿斯》中賦予它的意義，即對過去的追求，是關于各種起源的討論，從定義上說是局部的；另一個來自現(xiàn)代常識，將其定義為一門探索過去物質遺跡的通用學科。這兩個術語相交，但不相混淆；我在本書中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建立這些差異。在此過程中，我引入了�？绿岢龅牡谌齻�意義：區(qū)分構成知識構建物質的層次。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重新發(fā)現(xiàn)了勒羅伊-古爾漢的觀點，他指出：人類知識可以總結為不同文化中以不同方式組織的組合，但這些都涉及對物質規(guī)律的適應。對過去的處理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否定過去，通過歌謠或神話來美化它，用不朽的作品來延長它，用精細的構造和重建設施來改造它，但我們無法逃脫它。你必須接受過去，為了做到這一點，人類社會有成千上萬種經(jīng)營管理和協(xié)商的技巧。那么，為什么要審視考古學的過去，而不是試圖勾勒出它未來的輪廓呢？正是因為對未來的任何探索都需要批判性的評估和回顧性的方法，試圖理解為什么所有社會，無論其性質如何，都需要過去。
因此，這本書并不是一部考古學的歷史，而是對其上至遙遠起源、下至19世紀上半葉被實證科學接納為一門合格的自主學科的研究。然而，在此希望避免一種目的論的方法，把收集古物、挖掘或研究建筑物等早期活動視為學科的誕生。好奇心文化在史前和原始社會就已經(jīng)存在。安德烈·勒羅伊-古爾漢在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阿爾西-蘇爾-居爾（Arcy-sur-Cure）的一個洞穴中發(fā)現(xiàn)了一系列化石，它們無疑是因為其奇特性而被收集起來的，構成我們觀察到的最早的收藏品。然而，在沒有文字的社會中，對過去的興趣并不局限于此，而是采取了與景觀密切聯(lián)系的形式，其特點為伴隨著社區(qū)生活的故事和神話提供了支持�？藙诘�·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出色地詮釋了澳大利亞中部土著阿蘭達人（Arandas）的習俗。阿蘭達人與他們的領土之間建立了深遠的歷史聯(lián)系。這需要一種不同尋常的能力來識別出他們的起源故事中所必需的地點和遺跡。在這個社會中，有一些被稱為楚林加（churingas）的橢圓形木頭和石頭，被視作祖先的身體，并歸屬于一個被認為是其后裔的在世者。它們被精心維護并存放在一些天然避難所里。阿蘭達人沒有固定的庇護所，他們沒有宗教建筑，但他們有記憶的物品，這些物品使過去成為現(xiàn)實。因此，人類的記憶常常與物體或空間的布局有關，這賦予了它具體的形式。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巨石為我們提供了其他集體記憶的證據(jù)：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樣，建造它們所需的巨大勞動力不僅僅是為了當時。它們在空間中留下的是向子孫后代發(fā)出的信息。它們是一種意圖的證明，使它們成為真正的紀念碑（monumenta），其物質性來自拉丁語monere，意為警告和示意。
正如我們看到的，至少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對遺跡的好奇心、對見證過去的各種跡象的關注，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這種好奇心催生了古物學，在古代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已經(jīng)是一種發(fā)達的智力實踐。對于為這些帝國統(tǒng)治者服務的文人和學者來說，對過去的了解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和宗教工具。因此，正是這些早在古希臘-羅馬之前的文明發(fā)明了一種探索時間的方法。他們復制、翻譯、解釋古代銘文，他們收集物品，他們觀察，有時甚至還挖掘地面。當這些實踐在希臘和羅馬發(fā)展起來時，一種新的、更具概念性的敘述過去的方法被發(fā)明出來了。希臘人和羅馬人沒有上述偉大帝國里的博學的古物學家，因為他們不具有他們前輩手中那樣古老和豐富的檔案，但他們引入了一種獨立的研究，他們稱之為歷史學（historia）的研究方法。從那時起，歷史學家與古物學家共存，根據(jù)各自的好奇心來利用對方的信息。古物學家從痕跡、遺跡、紀念碑、習俗開始，并試圖確定它們的意義和用途；歷史學家努力重建事件以及跨越不同社會的社會經(jīng)濟機制。這個議程至少從希羅多德（Hérodote）開始就已經(jīng)存在，并且它仍然滲透在我們的當代知識體系中。
然而，盡管歷史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并被我們現(xiàn)代科學的成就所豐富，但它仍然符合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Thucydide）所賦予的那種定義。古物學和考古學之間的本質區(qū)別在于，古物學家在一個地點、一個區(qū)域或一個國家的框架內工作，而考古學家（甚至更多是史前史學家）服務于一種普遍的方法。他在特定地點和時間觀察到的東西是時間和空間機制的一部分，這種機制更普遍地參與了所謂的人類進化。概念框架的普遍性與類型學、古代技術分析和地層學的實踐相結合，這些是現(xiàn)代考古學定義的核心。一些古物學家已經(jīng)預見到了這些做法，但他們并沒有將它們統(tǒng)一成一個知識體系，而這恰恰是考古學的特點。
因此，這本書是對考古學之前知識的調查。我們將看到對過去的好奇心的歷史在不同的文化中展開。在這本書中，我探索了一條漫長的道路，這條道路在19世紀考古學建立之前，引導人們與過去對話。這場對話仍在進行中。我希望寫下這個歷史，從我能發(fā)現(xiàn)的最古老的文獻開始，從古代東方到現(xiàn)代歐洲，試圖闡明對過去的愛好者的種種策略和行為。這項調查不能說是詳盡無遺的，但卻是可以擴展的。我仍有信心繼續(xù)探索，通過不同的文明，我認為這是一種馴服時間的方式，一種維護自己子孫后代的方式。有人在地里藏下銘文，就像往海里扔瓶子一樣，其他人在秘密而奇妙的房間里收藏銘文和珍稀物品，還有人建造起土墩或金字塔：
當一些人擔心他們的墳墓時，其中有人小心翼翼地拒絕承認它們：他們哪怕虛榮心再洶涌，也不敢承認自己的墳墓。
生活在17世紀英格蘭的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在這里給出了關于現(xiàn)代人與過去之間關系的最深奧的哲學思考。此外，博爾赫斯（Borges），作為比任何現(xiàn)代作家都更深入思考記憶侵蝕概念的人，為托馬斯·布朗于1643年出版的代表作［《醫(yī)生的信仰》（Religio Medici）］寫了一首詩：
……保護我免受自己的傷害。布朗和蒙田，
還有某個不知名的西班牙人都說過：
那么多金子我的眼睛卻只保留了這少許，
在陰影到達它們之前。
饒恕我那急躁和痛苦，
想要被遺忘，成為大理石和塵土；
還想最后一次成為無法修復的自我。
不用劍也不用紅色長矛：
主啊，保佑我，不再抱有希望。
探索過去可能源于對知識的渴望、自我提升的激情，甚至塑造未來的欲望，它總是涉及個人的投入和關注自我的焦慮，這在某種程度上引導著人們走向虛無的感覺，以及時間消逝和世代更迭的主題。我通過發(fā)現(xiàn)的故事，介紹了這個歷史的一些階段。另一條道路會引導我去探索詩歌創(chuàng)作中與過去相遇的主題。面對布朗和博爾赫斯的斯多葛式命令，塞費里斯（Séféris）提醒我們需要馴服古代作品：
確實，廢墟
并非雕像：殘骸，那就是你自己。
它們以一種奇特的純粹性追逐著你，
在家里、辦公室和大型宴會上，
在對長眠的無法言說的恐懼中，
它們講述你希望未曾經(jīng)歷過的事情。

阿蘭·施納普
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