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從明代官場風(fēng)氣起筆，略述茍延之病、軟熟之病和奔競之病，抑乖覺之人而揚愚愚精神，并將愚愚與誠、大無畏相關(guān)聯(lián)，認為其契合于儒學(xué)的真精神，進而指出：老實做人、認真做事者，才值得稱道。

編者按

認真新說（代自序）

何謂認真？照著字面直白地去理解，大概應(yīng)指認得真字明白、真切。稍加引申，釋其詞義，則是說做事必須切實、不茍且。

說者易，行者難。此話大有道理，大抵可以證明知易行難的合理性。一個真字，并非人人認得清楚，若是認得明白，到頭來未必有好果子吃。謂予不信，那么不妨引用一則名叫《認真》的寓言加以印證。這則寓言收錄在陸灼所著的《艾子后語》中，故事記載：艾子有兩個弟子，一個名通，另一個名執(zhí)。艾子帶著兩人去郊游，口渴想討點酒喝。主人正在讀書，指著真字說，認得這個字便給三人酒喝。叫執(zhí)的弟子不假思索，直接說是真字，結(jié)果碰了一鼻子灰；而那個叫通的弟子見勢不妙，靈機一動，就說是直八兩字，反而得以享用美酒。寓言的作者無疑是為了批評當時社會盛行一時的弊端風(fēng)氣，認真執(zhí)著不如圓通隨和能撿便宜。社會已是如此地是非善惡不辨，自然只有圓通的人方可以得到好處，而執(zhí)著方正的人反而會吃虧。

凡事何必認真。這句民間俗語確乎可說耳熟能詳，人人曉得，其風(fēng)行乃至滲透于人心的程度，實在堪與中國人見面必稱吃了沒有相提并論。凡事何必認真的俗語，可以從元代找到證據(jù)，《元史·王克敬傳》中就已有了世俗喜言勿認真的記載，大抵可以作為此句民間俗語的出典。到了清代，該語更是演變成天下事無非是戲何必認真一類的話頭。這是一句鄉(xiāng)言，中間還有一個故事出典。當時有一個鄉(xiāng)村在演戲，老學(xué)究前來看戲，見到廟門上有對句云：古寺無燈憑月照，山門不鎖待云封。就問僧人道：只是有門而無山，怎么能稱之為山門？僧人隨手一指戲臺上說：臺上唱的是《醉打山門》，不但無山，而且無門，他也自管去打。學(xué)究聽后大怒：你敢以我言為戲？僧人急忙辯解道：天下事無非是戲，老施主何必認真。

老實做人，認真做事，必會吃虧。時日一久，上至官場，下及民間，無不養(yǎng)成了諸多病態(tài)之風(fēng)。細加勾勒，大致有下面幾種病狀：

一曰茍延之病，說白了就是圖虛名甚或行事茍且之病。說到圖虛名，不由讓人想起一則名為《貓?zhí)枴返脑⒀裕�收于劉元卿的《賢奕編》中。寓言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姓齊的宦官，家中養(yǎng)有一貓，自以為奇，向眾人宣稱是虎貓。其中一位門客道：虎誠然威猛，不如龍之神靈莫測，請更名為龍貓。另一位門客則說：龍固然神于虎，龍升天必須憑借浮云，云豈不是比龍更高尚？不如改名為云貓。又有一位門客說：云靄蔽天，風(fēng)倏散之，云顯然不如風(fēng)，還是更名風(fēng)貓為好。又有門客說：大風(fēng)飆起之時，唯有土墻作為屏障，才可以遮蔽狂風(fēng)，不如更名為墻貓。最后一位門客說：土墻不管何等牢固，只要老鼠打了洞，墻就會坍圮，還是更名鼠貓最好。門客幫閑的獻媚、湊趣伎倆，顯然已是極盡能事。其丑態(tài)固可置而不論。說到底，貓的職責(zé)不過是捕鼠而已，不管白貓、黑貓，只要能捕到老鼠，就是好貓。進而言之，貓如果失去了它捕鼠的本真，無論是取名虎貓龍貓，還是取名云貓風(fēng)貓，即使名頭何等響亮，也不過是一個虛名罷了。這則寓言以貓之起名為核心，猶如剝筍，層層向里，又如同邏輯學(xué)中的歸謬法一般，逐次揭示出圖虛名、搞浮夸者之滑稽可笑，進而告誡人們，要務(wù)求實際，力戒虛名。

至于行事茍且，實則做事缺乏擔(dān)當精神。寓言譬喻，最為確當，也最能針砭時弊，那就再借用一次罷。明朝人江盈科所著《雪濤小說》中有一篇《任事》，包括兩則故事。第一則故事記一位腳上生瘡的人，他痛不可忍，對家人說：你替我在墻壁上鑿一個洞。洞鑿成后，他就將腳伸到洞中，深入鄰家尺許。家人不解，就問：這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讓它去鄰家痛，再無關(guān)我事。第二則故事記一位醫(yī)生，自稱擅長外科。有位裨將從陣上返回，身中流矢，矢深入膜內(nèi)，就請這位醫(yī)生治療。醫(yī)生持刀并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責(zé)問：箭鏃深入膜內(nèi)，必須快治。醫(yī)生答道：此內(nèi)科事，不關(guān)我事！這兩則寓言故事，各有側(cè)重，前者是以鄰為壑，后者是敷衍塞責(zé)。說到底，還是一種不敢任事、不愿擔(dān)當?shù)穆��?xí)。當事官員，見事不可為，一味因循茍安，以遺來者，也就如同委痛于鄰家、推責(zé)于內(nèi)科之舉。

二曰軟熟之病，借此博取持重博大的美名。儒家有無欲則剛之說，實在道出了為人處世的底蘊。人一旦有了欲望，就難免變得軟熟了。很多官員，為了維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貴，對時政的弊病就不聞不問，表面上是通過謙卑遜順之態(tài)，維持自己的一種體面，并借此博取一種好的名聲，實際上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富貴。這也怪不得他們，因為他們一官半職的得來實在不易。很多官員，起家并非一帆風(fēng)順，一路讀書過來，過的都是淡薄的生活，而后才得以占據(jù)官位。不過，一旦位高權(quán)重，就不再淡薄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利益盈滿的膻路，會有無數(shù)好處的誘惑。為了保持這條膻路一路暢通，保證自己安全退休，他們不得不變得小心翼翼，不再敢于直言相諫，甚至面對下屬官員也會裝出一副謙卑遜順之態(tài)。如此做官，一如嚼甘蔗，既思據(jù)有官位之甘甜，又思獲取官位之苦辛，富貴功名，愈是咀嚼，愈是有味。

閑來翻閱史書，看到宋朝人曾有憤激之言，道：舉朝皆須眉婦人。當時并不以此為然，認為不免有些夸大其詞。今日看來，反而有誠哉斯言之嘆。有些人一方面悍然不顧，肆無忌憚，倒還像個男兒身；另一方面，則又委婉聽從，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貪也貪，畢竟更像一個婦人。《易》云：君子以獨立不懼。人能做到獨立，自然不妨與婦人雜居。然世風(fēng)畢竟容他不得，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句，即遁世無悶，借此以示自我獨立。同是病態(tài)，若病在率直粗放、顧無別腸，還是容易醫(yī)治。若是病在細軟謙卑、顧多別腸，就不免病入膏肓，即使華佗、仲景再生，也很難下一針砭。

三曰奔競之病，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俗語有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名利之必爭，其來已久，不必有吠雪之怪。讓人感到震驚的是，昔之爭名爭利，大多在于昏夜，多少還有些羞恥之心；今之爭名爭利，則多發(fā)生在白晝，毫無避人之想。大文豪蘇東坡在論及宋朝官場時，曾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嘆，即居官者一人，已經(jīng)去職者一人，而伺機想取而代之者又一人。人之爭名爭利，古今莫不皆然。雖說世上并不缺少恬淡無營的君子，但十人奔競而一人恬退的世況，難免會讓恬退者不能自立。其可怕的結(jié)果，就是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究其原因，世風(fēng)躁競，難辭其咎。

奔競之風(fēng)演至極致，自然會出現(xiàn)搶官之風(fēng)。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歷史上確實曾經(jīng)上演過如此的一幕。明代的京師官場就有講搶嚷嘲諷之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當時官員流行講搶嚷三部曲：講者，求情之謂。若是一官有缺，就各趨權(quán)勢之門，講論自己按年資或體例應(yīng)得此官之故。搶者，爭奪之謂。先去求情者篤定可補此缺，那么后來者或許不能得到此缺，于是無不爭先趨走，爭奪此缺。嚷者，流言誹謗之謂。一旦講情、爭奪不得，就不免流于喧嚷騰謗，廣布流言，加以誹謗。

如此弊端士風(fēng)，一旦形成，就會通過漸移暗轉(zhuǎn)，慢慢使讀書人的筋骨化為木石而不自覺，如同中蠱一般；即使心有所覺，但呼吸之地已為所制，心可得知，而聲不能出，有若中魘一般。兩者相合，終成一個末法世界�？梢�，官場病的病根，終究還是那些官員只是滿足于做官，而不是做人，更不愿做事。就此而論，老實做人、認真做事，倒是稱得上是治療官場病的一劑良方。

如何認真做事？歷史上同樣不乏認真做事的人，大可成為今人學(xué)習(xí)的榜樣。早在元代，王克敬就已明確宣稱：臨事不認真，終非盡忠之道。拋開傳統(tǒng)讀書人的忠君意識不言，從這句話還可以讀出另外一層涵義，即臨事不認真，終非盡職做事之道。王克敬之后，明代中期有一位朱英，曾將他的詩集命名為《認真子集》，顯然也是有所意屬，體現(xiàn)了那種為人、為官講究認真的精神。繼朱英之后，呂坤、鹿善繼等人，對認真之說均有別開生面的解讀。

明朝有一位官員，曾經(jīng)批評他人道：渠只把天下事認真做，安得不敗？言外之意，做事不必認真，否則必敗無疑。這句話至少可以說明，明哲保身的茍延之風(fēng)已經(jīng)彌漫明代整個官場。聞聽此說，呂坤大感驚訝。他認為，天下之事，即使認真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在他看來，天下事只要認真去做，還有什么可說？當今最大的病痛，正患凡事不肯認真去做。由此看來，天下之事，只怕認不真，這才導(dǎo)致人們依違觀望，看人家的言為行止而定。凡人做事，先要看到事后的功業(yè)，又要體恤事前的議論，事成之后，眾人自然噤口。即或萬一事情不成，但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是當下應(yīng)該做的，就不必去計較成敗得失。

做事認真，至鹿善繼而集其大成，這從他將自己的奏疏集取名《認真草》可以窺見一二。明末人孫承宗在論定鹿善繼其人時，稱其眾推獨任，眾趨獨辭，惟是一副真肝膽；立身只為公家，而不敢有私；為國求真才，做真事。大抵把握了鹿善繼為人處世的真精神，洵為不刊之論。這可以拿鹿善繼自己的說法加以印證。他以真癡二字當作自己做事的標幟：真者，是空而無私；癡者，則是頑而不解私。真是為了與贗有所區(qū)別，而認真者則又有別于贗者之笑真。鹿善繼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則，就是犯得一分難，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這就是說，為了干事，就必須知難而上；而為了做一個真正的人，甚至寧可放棄官爵。換言之，他做事的原則，就是置辦一副真實心腸，先為國家，后為自己。

認真做事之人，自然會被視為愚鈍甚或癡愚之人。自古以來，民間形象地稱巧者為乖覺或乖角之人。乖覺一詞，按照葉盛在《水東日記》的解釋，就是警悟有局干。這或許尚屬中性的說法。不過在后世的傳衍中，所謂乖，已經(jīng)相當于黠，而黠并非美德。凡是乖覺之人，必定與人背離。譬如乖覺之人與人相約一同諫君，劾奸死難，但隨后稍計利害，違背原先的諾言，以茍全自己的性命，反稱諫君者為癡。所謂乖覺之人的真面目，已是一覽無余。

隨之而來者，則是有人以愚鈍自居，甚或倡導(dǎo)一種愚愚精神。明代名將戚繼光自號愚愚子，可謂這方面的典范。這一別號的出典，基于戚繼光將人分為三類：一是所謂上智之人，其人只是厚積金帛，廣殖田宅，貪求功名，保得首領(lǐng)，與時遷移而已；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竭盡心力，整治本職之事，一心盡自己的本分，為國忘家，而將利鈍付之他人，或許因為時運不濟，生前難以拜相封侯，但死后必能祀于文廟、武廟；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盡管面對謀不合、道不行的時勢，還是愿意竭盡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忠于應(yīng)盡的職守，甚至陷阱在前，斧鉞不懼。言下之意，戚繼光還是以愚愚自期。

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淵源，無論是老實做人，還是認真做事，事實上有兩大精神源泉：一是來自《中庸》的誠；二是出自佛教的慈悲、獻身精神。當然，所謂認真做事，其實就是一種大無畏的擔(dān)當精神，也是英雄實心任事的精神。從古迄今，豪杰精神一脈相承，真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如伊尹放逐太甲，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肩上，任勞任怨，何嘗有些小的顧慮，一有顧慮，就任事不成；諸葛亮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奉為自己做事的信條，不去顧及成敗利鈍；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應(yīng)該做的事，至于能否成功則并不取決于自己，無暇考慮；韓琦認為人臣應(yīng)該盡力事君，甚至死生以之，決不可因事先擔(dān)憂事情不濟，輟而不為；李綱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慮進退之節(jié)，不必計較其中的禍患；戚繼光主張，鞠躬盡瘁，夕死何憾，追求的并非肉體的永生，而是精神的長存；鹿善繼更是別具一副真肝膽，不分炎冷，不計險夷，甚至敢于辭夷就險，把舉世莫勝的重任擔(dān)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種種，都是不顧利害、不計個人得失、正好契合于儒學(xué)的真精神。在英雄不再且儒家真精神幾已淪喪殆盡的當代社會，唯有老實做人、認真做事者，才稱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方可使儒學(xué)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歸。為官如是，治學(xué)何嘗不是如是。

摘自陳寶良：《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