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徹及其時代的精神面貌究竟是怎樣的？真正可供研究劉徹思想的直接記錄不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與劉徹同時代的史學家司馬遷的不朽著作《史記》了。《史記》的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通過《史記》能照觀劉徹。李長之先生說：

漢武帝在許多點上，似乎是司馬遷的敵人，抑且是司馬遷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筆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有許多相似處，而且太相似了！漢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馬遷表現在學術上。天人之際，古今之變，一家之言，這同樣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亞歷山大，司馬遷就是亞里斯多德（當為希羅多德）。這同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而已。漢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賞奇才，司馬遷便發(fā)揮在文字上。漢武帝之有時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馬遷也以同樣的內心生活而組織成了他的書。漢武帝的人格是相當復雜的，而司馬遷的內心寶藏也是無窮無盡！

這不啻是說，司馬遷和《史記》是漢武帝時代和劉徹精神世界的一面鏡子！

人們常以班馬并稱。班固《漢書》補充了不少《史記》未刊史料，很有價值，但就歷史觀和精神境界而言，班馬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妒酚洝穼憚�徹是當代人寫當代史，具有第一位的史料價值；司馬遷崇儒，但不排斥百家，他是子學時代具有獨立人格、學風和文風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與被關進經學和皇權主義籠子的班固大不相同；《史記》未被皇權主義同化，司馬遷與劉徹有過思想碰撞和交鋒，《史記》具有鮮明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這正是用正統(tǒng)觀念看司馬遷和《史記》的班氏父子所反對的異端。

班彪論司馬遷：

其論學術，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jié)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班固論司馬遷：

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學術的醇雜是御用文士們裁量文章的正統(tǒng)標準。大敝傷道謗書，是歷代醇儒貶抑《史記》誅心史遷的主要罪狀。謗最初不過是原始民主主義的一種民眾議政形式。王權異化，暴君專政，佞臣彌謗。故所謂謗書說實不必為史公諱，反而是他反對精神專制和堅持獨立人格的重要資證。劉徹乃一代偉人，司馬遷亦一代偉人。對他們兩人不能用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的簡單化二值判斷。這是歷史人物評價之悖論的典型案例。劉徹本人有才，也愛奇才。但是，他的人格又相當復雜，有其陰暗的一面。面對司馬遷，他有一種潛意識的自卑和忌妒。劉徹雅好文學，為之傾注了不少心血。中國素有唐詩、宋詞、漢文章之說，漢文章中又有文章兩司馬之說。劉徹欲讓自己的精神籠罩天下，侍臣司馬相如已在劉徹精神籠罩之下，但劉徹深知自己的精神遠不足以籠罩另一個司馬，充其量他只能把司馬遷的肉軀關進精神大一統(tǒng)的鐵籠。漢魏之際王肅說：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后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也。

司馬遷公然揭橥漢家秘不示人的南面之術，實為皇家之大忌。劉徹既加司馬遷以腐刑，還想繼續(xù)用他。這種辦法只有劉徹才使得出來：他既愛司馬遷之曠世奇才，又要斷其靈根，使之無望繼統(tǒng)現代人對這種心態(tài)恐怕很難理解。司馬遷之足以為劉徹置鑒以耀后世者，正是他身可閹而史不可閹的精神。劉徹之刪削景、武《本紀》，使這面歷史之鏡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面紗。班固修《漢書》，補寫大量資料，不乏整齊修訂之功，但他譏諷司馬遷是非頗繆于圣人，足見已失《史記》之精神；司馬光撰《資治通鑒》，以己意取舍褒貶，使劉徹的面目更加朦朧了。盡管如此，司馬遷和他的《史記》畢竟仍是劉徹及其時代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