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中國叢書》的策劃始于2002年，那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還叫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時任社長郭又陵先生來我校訪問，我?guī)�他瀏覽了本館所藏的大批與中國有關的西文舊籍。其時自改革開放后興起的又一次西學東漸熱潮正盛，域外漢學和中國學的經(jīng)典作品在被有系統(tǒng)、成體系地引進。我們覺得，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和交流，離不開旅行家、探險家、傳教士以及后來的外交、商務人士和學者。這些來華外國人的親歷紀實性著作，雖然不是域外漢學的主流，也是與漢學和中國學緊密相關的材料，值得翻譯出版。郭社長回去后邀請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會長耿昇先生擔任共同主編，獲得首肯。耿先生并為叢書作序，確立宗旨如下：《親歷中國叢書》只收入來華外國人的親歷紀實性著作，包括探險記、筆記、考察報告、出使報告、書簡等。內容力求客觀、公允、真實，并兼顧其科學性和可讀性。在允許的范圍內，力求滿足中國學術界的需要，填補空白和彌補不足之處。也就是說，集中從一個方面配合方興未艾的對西方漢學（中國學）的研究，提供國內難得一見的資料。

經(jīng)過2年的運作，第一批2種譯作于2004年面世，反響頗佳。至2010年，《叢書》出滿10種，耿昇先生退出，改由郭又陵社長共同主編，筆者寫了新序，裝幀也更新了。接下來的6年又出版了10種，郭社長榮休，出版社領導更替，此后只履約出版了3種簽了合同的書稿，《叢書》的出版于2019年告一段落。

回顧歷程，必須感謝郭又陵社長作為出版家的遠大眼光和胸襟。這部叢書的經(jīng)濟效益或許并沒那么好，社會影響卻出乎意料的好�！秴矔�》中的《一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社會》獲2012年度引進版社科類優(yōu)秀圖書獎，《古老的農(nóng)夫 不朽的智慧中國、朝鮮和日本的可持續(xù)農(nóng)業(yè)考察記》被評為第十三屆引進版社科類優(yōu)秀圖書，于2002年正式啟動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曾有意把它納入，因技術原因未果。學界熱烈歡迎這類域外資料，從中發(fā)現(xiàn)不少有用的材料。比如《我看乾隆盛世》，書名幾成口號，內容被多種著作引用。即便是民間，該書也引起一些有趣的反響。比如《我的北京花園》中立德夫人客居的到底是哪個王公的園子，一批網(wǎng)友曾熱烈地探討過。其作為史料的意義，更是突破了最初設想的漢學范疇，日益彰顯豐富。簡而言之，因為《叢書》所選的西文舊籍都是公版書，當初截止于晚清，目前已擴展至民初，差不多涵蓋整個近代。

近代史料的形式多種多樣，過去相當一段時期，學界對與政治史相關的檔案文獻關注較多，其他，尤其是與當時中國的地方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人物等相關的記載被相對忽略。本叢書所收集的紀實性著作的作者包括政府官員、軍人、商人、傳教士、學者、旅行家等。他們游歷經(jīng)驗豐富，受過良好教育，在中國的時間少則半年，多則幾十年，其中許多人還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產(chǎn)生過重要的影響。他們對在中國的所歷、所見、所聞做了細致深入的觀察和記錄。因為記錄者是外來人，從而對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事物天然地懷著某種好奇，對中國人無意識或不屑記錄的內容的轉述，到今天恰恰成為極為珍貴難得的史料。又因為近代中國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各地的山川風物和社會百態(tài)多已煙消云散，卻被凝固在這些西方人的著述當中了，就像琥珀中的昆蟲，歷盡歲月，依然栩栩如生。它們不但是研究中外關系、中外文化的互動等方面的極其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還是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生活史方面的重要資料，正可以補上述之闕。換言之，這類舊籍有如一個包羅萬象的寶庫，不但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學科都有可能從中發(fā)掘出有用的材料，一般讀者也可把他們當作Citywalk的指南，據(jù)以追懷各地的當年風貌，得到有趣的閱讀體驗。

我們還要再次強調，整理、翻譯、出版這一系列叢書的目的，是為了保留歷史資料，因而盡量少做刪節(jié)，也不在文中橫加評論。但是這些書的原作者，都來自100多年前，那樣的時代，身份各異，立場多樣，有些人免不了帶有種族優(yōu)越、文化優(yōu)越和宗教優(yōu)越的心態(tài)，行文當中就表現(xiàn)出對當時的中國、中國人、其他宗教、其他文化等的歧視。也許還有個別人是懷著對中國進行宗教侵略、思想控制、殖民控制等目的來到中國的。希望讀者在閱讀這些文字時，既有海納百川的胸懷，也有清醒的認識；既要尊重他人的善意旁觀，也要站穩(wěn)自己的立場；對一些惡意的觀點，堅持批判的態(tài)度。

因此，同樣非常感謝九州出版社同仁的眼光和胸襟，愿意接過這套叢書繼續(xù)出版。我們的計劃是一邊先再版早期的反響良好的譯作，一邊逐步翻譯新書。再版的譯文都請原譯者修訂一過，唯當初的翻譯說明或序言之類一仍其舊，以存歷史，特此說明。

李國慶

2023年歲末于哥倫布市細葉巷

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入京，火燒圓明園，并逼迫清廷簽訂條約，除賠償、開放通商口岸等之外，還要求在京設立使館。本書的開始便是英法使團連同軍隊一干人等從天津前往北京，入城進駐使館。

本書是日記體裁，記述英國在北京設立使館后第一年內，作者認為值得記述的事和對事物的觀察。這是中外交往史上第一次有外國使團長駐北京，對于這些外國人，北京人怎樣看他們？而他們又怎樣看中國人？作者透過對事件的敘述，展示他們的觀點，讀來頗饒趣味。

日記為時一年。就在這一年里，中國政局發(fā)生了一件有深遠影響的大事祺祥政變。這個政變造就了慈禧垂簾聽政，專權中國達40年之久。在書中，政變前的蛛絲馬跡，讀來耐人尋味。

另一宗當時在中國發(fā)生的事件是太平天國運動，是時正如火如荼。太平軍武力威脅上海外圍，清朝守力不濟，欲謀求外國協(xié)助。此點在本書中亦有提及。

作者芮尼醫(yī)生（Dr. Rennie）以非常同情的眼光看待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他的偏向中國的闡釋，有自省能力的中國人可能未必同意。但無論如何，這給予我們對自己的民族性格有一個重新反省的機會，也知道在160年之前有一個外國人盡力在給我們說好話或為我們的乖異行為辯護。

原著出版于160年前，用語和今天的有所不同，比較困難的是語句結構，往往一句話有五六行之長，需要分析和解讀。另一個困難是名稱，特別是人名和地名，因為書中所用的并非今天的拼音系統(tǒng)，而當時也并無系統(tǒng)可言。（最早期的威妥瑪拼音法尚未出現(xiàn)，而事實上威妥瑪正是本書頻繁出現(xiàn)的人物之一。）不少人名地名雖費了許多時間仍然未能解讀。在這方面，幸有本叢書的主編李國慶先生的幫助。李先生的淵博，我十分佩服。

譯書現(xiàn)在呈獻在讀者眼前，尚望不吝賜教。

李紹明

本書內文所呈現(xiàn)給讀者的，其內容實無須特別在前言中加以介紹。因此我在這序里所說的，會十分簡短，同時主要限于介紹撰寫時的背景，以及解釋是書延遲出版的原因。

當英國使館在北京設立了幾個月之后，使館人員普遍有一個感覺，便是應該在使館設立并長駐在中國首都的初期（這是中英現(xiàn)代交往史中最重要的一頁），便把每天發(fā)生的大事作記錄，以備將來印行。我于是向普魯斯爵士提到我存有一本日記，把每天我認為重要的事記了下來。普魯斯爵士聽后覺得很好，并毫無保留地準許我在建議的方式下加以利用。此后我便更加用心記述每一件事，即使很瑣碎的事也是如此。我的用意是增加我在遠方的同胞的知識，讓他們知悉一個遙遠而稀為人知的國家和人民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和心理特征，而這個國家在它的歷史上，是頭一次有一小群英國人在那里居住。除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外，我同時也記述了其他人遇到的有趣和令人詫異的見聞。這些見聞，因我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是無法親身遇到的。

但是，隨手寫一本日記，并要它不加修改便可出版，不是易事。因此我清楚地知道，每天寫日記意味著在為自己日后的工作作積累，因為我需要在公開它之前重新擬寫。這重訂的工作，本打算在隨軍繞過好望角回到英國的航程中進行，因為那時我已積累了12個月的日記，同時亦估計有足夠的空閑時間去修訂�？墒鞘聭B(tài)的發(fā)展改變了這批英國軍隊從天津撤出后的目的地：它原定返回英國，現(xiàn)改為馳往江蘇省執(zhí)行軍事行動。而當軍士正疲于拯救上海附近的區(qū)域以免落入太平軍之手時，一場霍亂瘟疫竟在士兵之間發(fā)生了。在這調防的整個過程中，皇家炮兵團、皇家工程兵團、第31團及第67團總共有220名士兵死亡，其中因戰(zhàn)事死亡的只有9人而已。換句話說，在稍多于6個月的時間里，在參與戰(zhàn)役的歐洲部隊中，每100人中便有16人死亡。這情況，再加上其他有關的事務，使我不得不延擱這修訂日記的額外工作。我一直等到1864年的夏天才有足夠的空閑時間，把這部日記修訂得適宜出版。而我還要補充的是，這不定時的空間還得在我的醫(yī)務工作的間隙中擠出來。

在一部不打算原封不動便發(fā)表的日記里，必然包含了許多項目，這些項目在日記正式出版之前必須予以刪除。因此，當我完成了修訂工作之后，我感到詫異的是，除了兩三處之外，我基本上可以一字不易地重抄日記的內容。有些人或許會認為，我把中國人的性格涂抹得太美麗了。說我對中國人有偏愛，我絕對承認，因為我認為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外間所知甚少，而且對他們的描繪，可稱錯誤百出。既然我自知對中國人有好感，我因此小心翼翼地不讓這些偏見影響到我，使我對不利于中國人評論的事情視而不見。我這樣做的目的，是盡可能從我每天和中國人的交往中，描繪出中國人的真正面目。

在以下所敘述的事情中，全都可以反映中國人的性格。以我所知，只有一個例外，這例外恕我不能描述。如果讀者有質疑的話，請容我問一句，有哪一個國家對相同的事的報道沒有限制呢？罪惡是一個世界性的存在，區(qū)別只是有些國家比其他的更為猖獗，而很多時候，在一個社會內，它較多集中于某個階層。我曾在中國服役兩段時期，中間相隔8年，當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的判斷給了我一個信念，便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絕對不是從那些有限的和不公平的觀察中所得出此結論那么邪惡。相反，比較我們國民的下層和他們社會的下層來說，他們無疑更為守禮、嚴謹、勤勞和聰慧。我這個說法可能會招來訕笑，但這是我的信念，而我知道這也是許多比我更有經(jīng)驗和更有資格對這問題作出判斷的人的信念。中國出現(xiàn)過殘暴事件，而且許多時候規(guī)模很大，但世界上所有有壞人和有政治不滿的地方都同樣會出現(xiàn)這些事情。我們不能因為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里，有二三十萬這樣的壞蛋存在，便認為4億的人都會犯上同樣的罪惡，猶如中國人不能基于1864年的貝爾法斯特暴動便指控英國民眾都是暴徒，或基督教信仰同樣嗜血。因此，如果閱讀本日記能夠讓人們用較為親善的眼光，去看待以北京人和北直隸農(nóng)民為代表的中國人的性格，那我花在這本日記上的時間就沒有白費。

在本書的敘述中，我已很小心地交代所有消息的來源，讀者將沒有困難察覺它們的出處。對于日記中一些有趣和發(fā)人深省的事件，我非常感謝提供信息的朋友。如果我這試圖填補關于中國文獻某些空隙的努力能夠得到廣大公眾稱譽的話，我想這主要歸功于那些就職于英使館和法使館的資深語言專家的幫助。我很高興能夠有幸結識他們。我特別感謝文翰先生（Mr. Wyndham），他現(xiàn)在是英國柏林使館的二等秘書，是他鼓勵我完成這部日記。他也很慷慨地提供了他的逼真的素描，讓我用作本書的插圖。

于加爾各答

186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