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鄉(xiāng)村為操討問題的時空領域,從農民參與的視角,對層政府治道相關問題進行系統研究。主要內容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從治道維度,為基層政府治理活動提供更為豐富的理論依據;二是以農民參與為視角,為鄉(xiāng)村社會治理及其秩序維系提供主體性分析架構:三是對農村行政倫理及多鎮(zhèn)公務員行政道德問題進行探討;四是對鄉(xiāng)村相關政策執(zhí)行及其他熱點問題進行研究。
鄉(xiāng)村治理作為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重點內容,以構建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為核心目標,通過強化基層組織建設、創(chuàng)新治理方式和完善治理機制等措施實現農村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本書圍繞鄉(xiāng)村治理的各個方面,細致闡述了鄉(xiāng)村治理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未來可以嘗試的治理方法等。全書內容豐富,理論分析與案例相結合,可讀性、實用性較強,適合鄉(xiāng)村管理人員、基層公務員、大眾讀者等閱讀學習。
自序
20世紀20年代以降,學者晏陽初、梁漱溟等就開始了鄉(xiāng)村治理與建設的實踐活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百年來,相關研究和實踐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鄉(xiāng)村治理和建設問題一直都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1982—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xù)5年發(fā)布以農業(yè)、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進入21世紀后,2004—2024年,中共中央又連續(xù)21年發(fā)布以“三農”(農業(yè)、農村、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了“三農”問題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重中之重”的地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須統籌新型工業(yè)化、新型城鎮(zhèn)化和鄉(xiāng)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xiāng)規(guī)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這為未來鄉(xiāng)村治理與建設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和要求。
筆者生于鄉(xiāng)村,童年和少年時期都是在鄉(xiāng)村度過的,對鄉(xiāng)村充滿感情和依戀。求學及工作于城市以后,只是偶爾才回到鄉(xiāng)村。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城鄉(xiāng)情境的不斷交叉變換中,對鄉(xiāng)村的認識反而越來越清晰。每次從城里回到鄉(xiāng)村老家,心情都是愉悅的,思緒也會沉靜下來。鄉(xiāng)村似乎是一道防火墻,屏蔽了所有的煩惱、急躁、焦慮和憂愁。在鄉(xiāng)村的家里,似乎才回歸到從容的生活狀態(tài),不慌不忙、有條不紊、安逸恬靜地生活著,甚至與左鄰右舍打招呼也是清澈而純粹的,沒有任何人事與設防的牽絆。在如此美好的心靈體驗中,筆者結合自身的學術經歷,經常思考如何面對鄉(xiāng)村治理和建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并以此為志業(yè),努力守護心靈與精神的美好家園。
禮失而求諸野,鄉(xiāng)村存儲著最為原始的傳統文化基因和密碼,也被嵌入了最為本源的文化—心理結構樣式。鄉(xiāng)村作為中華文化—文明最為獨特的物理—人文時空存在體,承載了最為豐富與真實的人性—人情的展現和表達。筆者努力從治道視角對該存在體上發(fā)生的人和事進行詮釋,也盡力從農民參與視角對在鄉(xiāng)村場域發(fā)生的各類公共事項進行解讀,以求理論研究能夠越來越靠近客觀實在的真貌。書中各篇文稿寫作于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撰寫時的心理體驗也各不相同,從現在的視角來看,還存在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但它們就像一面面鏡子,客觀照出筆者當時的思考和狀態(tài)。敝帚自珍,筆者還是全部收錄于此,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夠更加成熟和完善,進而為實現鄉(xiāng)村全面振興貢獻綿薄之力。
作者
李勝男,女,安徽毫州人,中共黨員;管理學碩士,淮北師范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講師。主持校級科研項目2項,參與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發(fā)表學術論文7篇,出版合著1部。研究方向:教育與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基本理論、儒商文化與企業(yè)儒學。
方軍,男,安徽懷遠人,中共黨員;中山大學博士,復旦大學博士后,武漢大學行政學訪問學者,安徽財經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涂山書院院長。發(fā)表學術論文66篇,出版?zhèn)人專著1部、合著2部,主編教材2部,參編教材2部。研究方向:中國哲學、傳統治道與鄉(xiāng)村建設、儒商文化與企業(yè)儒學。
第一篇? 治道與治理
中國傳統治道對現代國家治理概念的補正及啟示
治道與治理:探討公眾參與縣鄉(xiāng)政府社會管理問題的兩個維度
基層政府治道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政治參與觀和傳統民本思想
治道和參與:雙重需求中的人才培養(yǎng)研究
第二篇? 農民參與和社會治理
鄉(xiāng)鎮(zhèn)政府社會管理路徑創(chuàng)新:群眾路線和農民參與相結合
鄉(xiāng)鎮(zhèn)政域農民參與社會治理保障機制研究——以馬克思主義政治—行政行為為視角
公眾參與、社區(qū)治理與基層黨政關系——以“銅陵模式”為例
政府治理制度化中農民工非制度政治參與探析——兼論馬克思主義參與式民主
第三篇? 鄉(xiāng)村行政道德與倫理問題
人性假設與構建人本管理型政府的路徑
當前鄉(xiāng)鎮(zhèn)公務員行政道德建設路徑探析
行政倫理學教學中的案例選擇:農民參與的視角
鄉(xiāng)鎮(zhèn)公務員行政道德研究方法論綱
第四篇? 政策與模式:鄉(xiāng)村治理其他問題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執(zhí)行力探賾——以 A 市 N 鎮(zhèn)新農合醫(yī)療政策實施為例
安徽省新農合可持續(xù)發(fā)展的 SWOT 模型分析
多中心治理理論視閾下農村高額彩禮治理模式探賾
農村土地流轉中介組織模式比較研究
后? 記
一、治道概念溯源及其歷史演進
1.治道概念溯源
治道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固有的概念,最早見于《墨子·兼愛中》,“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墨子認為,天下治道的根本原則就是“兼相愛、交相利”。《管子·侈靡》曰:“以政治道,則約殺子!薄盾髯印ふ摗氛J為“亂今厚葬飾棺”之世俗情狀“是不及知治道”造成的局面。荀子把當時猖獗的盜墓之風歸咎于天下無道、治道失序。
法家也經常使用治道概念!俄n非子·詭使》篇謂:“圣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薄俄n非子·八經》篇說:“凡治天下,……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薄秴问洗呵铩ぶ取吩疲骸啊蔚乐,存乎知性命!鼻f子對于治道的論述較為全面。《莊子·天道》篇中說:“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鼻f子把對治道的理解分為九個層次,又將其概括為“治之道”和“治之具”兩個層面。
先秦時期,盡管含義有所差異,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雜家等學派均論及治道。秦漢以降,治道概念逐漸廣為傳用,儒家尤甚,在思想和實踐層面漸而形成一種儒家政治文化傳統。及至宋代,這一傳統達到頂峰。自北宋中期以降,在王安石、二程、朱熹等人的著作中,“治道”一詞出現的頻次越來越高!端问贰分懈浅霈F了65次,為“二十四史”之最。治道是宋代道學的核心關懷,并深刻影響后世學統和道統。
2.中國傳統治道的歷史演進
黎紅雷先生把中國傳統治道的歷史演進分為三個階段:“先秦時期的‘原型’階段、秦漢隋唐時期的‘成型’階段、宋元明清時期的‘轉型’階段!薄霸汀彪A段,在諸如“制禮作樂”“禮崩樂壞”的社會轉型中,傳統治道奠定了自己的思想根基,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要素!俺尚汀彪A段,在諸如“秦用法治”“黃老之治”“獨尊儒術”“貞觀之治”的變奏中,傳統治道形成了“霸王道以雜之”的格局!稗D型”階段,在諸如“宋初新政變法”“道學建立”“破塊啟蒙”“洋務運動”“辛亥革命”等典型事件中,傳統治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并為中國走向政治民主化、經濟現代化、管理科學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綜上所述,“治道”一詞已深深嵌入各家各派、經史子集的思想體系中,儒家更是其典型代表。無論在政治—行政理論方面,還是在政治—行政實踐方面,治道理念都已為政治決策者和行政策略實踐者共同認可,治道理念豐富了古代中國的政治文化思想。治道內涵涉及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所有方面。在形而上層面,它包括諸如天道觀之天心論、本體論、本源論,人道觀之人性論、認識論、價值論等方面的內容;在形而下層面,則包括諸如民心觀、君道觀、人才選拔觀、禮法制度觀、社會秩序觀、經濟發(fā)展觀、人倫教化觀、軍事治邊觀等方面的內容。治道內涵的形而上和形而下兩個層面,也是互相連接、辯證統一、互為映射的關系。學者們常常圍繞諸如“天人關系”“道器關系”“名實關系”“有無關系”“動靜關系”“知行關系”等議題展開關聯性論述或討論。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治道思想一直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并發(fā)揮著引導作用。
3.中國傳統治道:道統與治統相結合傳統治道概念包括“道統”和“治統”兩個層面的含義,且“道統”引領并指導“治統”!暗澜y”指政治建設與發(fā)展的基本原則和價值方向,它是國家政權合法性和政府治理正當性的憑借,也是國家統治不成文的“憲法”,需要士君子以天下為己任,在與君王“共治”天下時,在弘道和衛(wèi)道的過程中,時刻將此守護于心于行。“治統”則指國家具體事務性層面的行政—社會活動,是為了政府治理有序和社會維持有常而采取的具體方式和手段!暗澜y”是本、是體、是源,“治統”是末、是用、是流,“道統”高于并優(yōu)于“治統”。
從理論分析角度,我們可以把傳統治道分為“道統”和“治統”兩個層面,但在實際的政治—行政運作中,“道統”的精義和“治統”的意蘊是密不可分的!暗澜y”的基本原則和普遍規(guī)律就蘊藏在“治統”的具體行為和方式中,“治統”的實踐操作和路徑中又會處處彰顯“道統”的價值追求。離開本源—本體的“道統”,“治統”將會因失去精神理念的內核而變得枯燥且苛刻;同樣,離開具體形式的“治統”,“道統”也將因失去實踐可操作的抓手而變得虛無縹緲!暗澜y”凸顯價值理性的訴求,“治統”則彰顯工具理性的旨歸。在中國傳統治道中,相對于工具理性的“治統”,擁有價值理性至高權威的“道統”處于統攝和導引的地位。兩者之間體用、本末、源流的位次關系不可混淆,“道統”與“治統”的結合,也必須在此種位次關系的背景下進行!靶味险咧^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周易·系辭上》)。作為形而上的“道統”與形而下的“治統”,其實也是一種“道”與“器”的關系,“道”存“器”中,“器”載“道”義,兩者須臾不可離!暗澜y”與“治統”相互融合、彼此映照,結合于“形”,即具象的實踐理性活動。在具象的實踐理性活動中,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得到充分融合,彼此互證互詮,價值理性精神得以飽滿高揚,在價值理性精神規(guī)約下,工具理性的旨歸也始終歸于正途,并時刻詮釋著價值理性的人文—人性內涵。至此,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互融為一,“道統”與“治統”也統于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