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文學如酒，歷史如茶 一 從目錄上看，這本書顯得有點雜亂無章，有回憶，也有思考；有歷史，也有文學。其實我的人生也與此相似。 我的寫作從來沒有規(guī)劃，甚至來到人世五十多年，我也沒有對自己的人生進行過什么規(guī)劃。 青年時代，我經常一個人背包出門，到陌生的地方旅游，只因一個好聽的地名。出門前我不讀攻略，不做計劃，不查目的地的資料，因為發(fā)現(xiàn)和驚喜，才是旅行的目的。也是出于這個原因，我一直不建議父母教小孩背太多古詩，因為自小熟習的詩詞，往往被童稚印象蒙蔽，長大后卻不容易領略其真義。 套用一個別人用過的書名，我的人生其實也是一場不帶地圖的旅行。對這個世界的好奇，是我生命的基本動力。如果抽離了好奇心，可能我的生命也就塊然委地，各部分無法拼接了。 所以今天回頭看，我的生命軌跡頗為曲折不定：童年時的人生理想是當一名威風凜凜的卡車司機，大學卻讀了財經專業(yè)；父母希望我在國有銀行里升到副處級，我卻在辦公室電腦上偷偷寫散文，成了一個文學青年。
一開始，我是沿著一個標準的文學青年的道路前進的。我在文學刊物上發(fā)表了很多作品，成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我的書曾被選入重要的國家文學獎的最終名單（因為有評委稱寫序 者有問題，被臨時取消，提這件我以前從來沒提過的事，只為了說明我在所謂文學之路上走過的距離）。之后，我成了某省作協(xié)的主席團成員，參加了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接下來，我應該在文學道路上慢慢德高望重起來，并終老于此。
但是，我又離開了文學，轉向了歷史，先是讀了復旦歷史系的博士，然后又做了清華歷史系博士后研究，最終進入人大歷史學院工作。按理說我應該從此奔波在課堂、食堂、辦公室之間，周旋于科研、課題、論文、會議、刊物、經費等專業(yè)名詞之中。然而，事實上我止步于學術殿堂的門檻之外，滿足于遙聽謦欬，繼續(xù)寫那些不合規(guī)格的文字自娛。 而我的寫作內容，也歷來毫無規(guī)劃，一直是隨心所欲，信馬由韁。偶然讀到一篇文章，引發(fā)我對一個人或者一個話題的興趣，我就會陸續(xù)搜尋相關資料，深入進去，如有所得，則開筆為文。很多人都問我《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的七個人是怎么選擇的？其實我當時只是沿著興趣，寫了一系列十幾篇歷史人物隨筆。事后才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七個人都生活在明代，又恰好角色不同，放到一起，可以拼出一個大明王朝的整體輪廓，因此就有了這樣一本書的問世。
即使在歷史學術領域，我的研究興趣也在不斷轉移。一開始，我是聚焦于一個具體的歷史人物曾國藩，聚焦于研究他的收入與支出，并以此作為我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后論文的題目。這是所謂的微觀研究。接下來，我的興趣點又轉向宏觀，對比中國和世界，梳理中國歷史的大致脈絡，寫出了《簡讀中國史》。再接下來，我又轉向了世界史的寫作，因為我日益確信，不充分了解世界，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因此我近幾年的時間一直消耗在閱讀世界史的過程中，有時候也到域外旅行，并出版了世界史系列的第一本書《簡讀日本史》。 所以，當有人問我，你的研究領域是什么？我嗒然不能答。既寫過明清，又曾上溯春秋戰(zhàn)國。既寫過國民性的演變，也分析過中國的俸祿史，同時還寫過日本、土耳其、俄羅斯、美國、新加坡等國的歷史。只能說，我的歷史寫作，或者說粗淺的研究，只是一個滿足自己興趣的過程。我的人生，也是好奇心驅動下的一次知識拼圖。
二 提筆寫字到今天，已經二十八年了。開始歷史寫作時，我是一個文學青年。寫著寫著，我成了一名歷史學者（我自己一直稱自己為大號的歷史愛好者）。二十八年間，我出版了二十本書（像本書這樣大幅修訂再版的算成兩本，否則應該是十多本）。這些書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學性比較強的，另一類是史學性比較強的。 文學性比較強的， 如《千年悖論》、《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坐天下》（增加十萬字修訂再版后改名為《權力的面孔》）。 史學性比較強的，如《簡讀中國史》《簡讀日本史》《朝貢圈》《曾國藩傳》《曾國藩的經濟課》。 時間界線，大致可以畫在我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劍雄老師門下讀博時。在此之前，我寫作的內容雖然是歷史，但是表達方式上非常文學化，很多作品的重點放在探索人性和心理上。最典型的是寫吳三桂和光緒皇帝、正德皇帝等篇。這類作品大部分是在《鐘山》《當代》這樣的文學刊物上發(fā)表的，有些發(fā)表時被編輯劃入中篇小說欄目，或者被當成中篇小說轉載。 在此之后，我的興趣越來越轉向歷史本身，探索具體歷史事件背后的規(guī)律，梳理歷史發(fā)展的整體脈絡，進行中西歷史文化的對比。按照寬泛的標準，這應該可以算是歷史研究。 不過，即使是早期的文學與史學雜交的作品，我仍然認為具有基本的史學品質，因為我在當時相對困難的情況下，盡力進行了基本的史料考辨。我是在基本事實的可靠性上開始對人性和心理的探索的，工作成果，只是冰山的水上部分。就像戴逸老師在為我的一本書所寫的序言中說的：他的大部分作品雖然文筆好，但本質上卻不是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經過了史料考辨，是在專業(yè)的史學資料基礎上寫的，而且寫作態(tài)度比較實事求是，不虛美，不隱惡，無臆想夸張之弊，屬嚴肅的史學作品。
而后來的書，雖然更具史學品質，但是表達上仍然是相當不規(guī)矩的，按照很多人的標準來看，過于個性化，過于遠離學術規(guī)范，過于野狐禪。當然，在另一些讀者看來，正是這種表達方式讓作品有比較強的可讀性。 其實中國人傳統(tǒng)的寫作方式，本來就是在文史之間。所謂夏日讀史，春日讀文，在中國文化當中，文與史本是不分家的，《史記》是史學經典，同時也是文學經典。在20 世紀90 年代以前，一個歷史愛好者，也必然是一個文學愛好者。 雖然自民國年間引進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以來，文、史、哲就開始分途，但是2 0 世紀9 0 年代之前，中國的史學家基本上仍然保持著很高的文學素養(yǎng)，其中的大家更都是有趣的人，是通人，從王國維、胡適到戴逸、葛劍雄老師無不如此。一直到20 世紀90 年代之后，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學風突然到來，文學與史學才真正分離，內部分科也越來越細，直到形成隔行如隔山的局面。 《史記》的境界，諸位前輩和老師的素養(yǎng)，當然永不能至，但文學如酒，歷史如茶，本來應該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文學之樽中是源自生命本能的沖動和熱情，而歷史之杯中更多的是理智和清醒。在一個人的青年時代，文字中自然飽含激情和蠻力，而到了中年，在枯瘠的過程中漸漸深入，水落石出，世界在一個人的眼中以更骨感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也是上天安排的正常人生過程。酒罷又烹茶酒闌更喜團茶苦，是一個讀書人應得的一點生命享受。至于從美酒當中提純酒精，用于工業(yè)，那是另一行當?shù)氖虑椤?br />三
所以，如果要總結我寫作的特點，那就是讓所有人都不滿意。首先是讓文學界的老師和朋友們不滿意。 魯迅文學院前副院長王冰先生在一篇評論中說，我的散文中有膽識才力。說張宏杰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具有其自身的價值和貢獻的，它對于豐富我們的創(chuàng)作、開啟散文寫作的道路，是有著重要和積極作用的。這當然是過獎之辭，我遠不敢當。不過說我的寫作中有冒險精神，這個我當然可以接受。我重復這些褒揚，是為了說明他對我的文學性寫作提出了很高的希望，希望我能開辟出一條中國散文寫作的獨特道路。 但是，我后來向史學轉型，王冰先生的痛心和不滿，我當然也理解并贊同。他說，張宏杰后期的散文寫作與前期的散寫作力度截然不同，還有待寫得更為精細一點。確實我后來的史學類寫作，文字越來越簡單平易，表達也越來越直截了當，不再追求結構的出新，文字的蘊藉、含蓄和張力，因此和早期比平淡了很多，不再是釀造，而是沖泡。
同樣，我的作品也引發(fā)了很多讀者的憤怒。很多讀者偏愛我前期的作品，比如《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認為后來我的作品文學性不夠，讓他們很失望。更多的讀者，則指責我前期 作品夾帶私貨太主觀太文學，不是他們期待的史學作品。 這幾年來，讀者們對我的批評出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新角度，那就是研究我的屁股。他們說，我的歷史寫作之所以有問題，是因為屁股問題：他的屁股歪，根本沒有必要看。比如一個帖子說：張宏杰似乎天生就對明王朝有著仇恨，這在他的書中有很多體現(xiàn)，尤其是張宏杰對朱元璋的分析。
對這類評價，我從來沒有回復過。因為這類言辭在我聽來，都是仙人仙語，是我的層次無法聽懂和理解的。不過我后來在網上看到了一個為我辯解的帖子，在此愿意引用其中的觀點。有一個觀點其實也是我在一些講座上經常講的，那就是我在思考的時候，從來沒有把自己進行地域限定，或者身份限定。不能你是天津人，就得歌頌煎餅馃子，誰說煎餅馃子不好吃誰就是天津的叛徒。我一直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現(xiàn)代人，應該從全人類的文明中汲取營養(yǎng)。
所以我的作品嚴重缺乏身份立場，比如我的《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恰恰是對元朝批評得最狠。我認為從秦到宋的政治文明發(fā)展，整體上呈現(xiàn)上升趨勢，但是元朝打斷或者扭轉了這種趨勢，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明朝的很多弊端，都是對元朝的繼承。
還有一些讀者說我對中國文化批判太多。其實我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在曾國藩系列中有很明確的體現(xiàn)。我出了五本關于曾國藩的書，也就是說，寫曾國藩用去了我整個寫作生涯三分之一的時間。為什么花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寫這一個人呢？因為我覺得曾國藩集中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正面因素。要繼承傳統(tǒng)，曾國藩是最好的切口。這五本書表達的，正是我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溫情和敬意。 當然，對我花這么多時間寫曾國藩，有好幾個很熟悉的朋友也不太以為然。劉瑜在給我的書寫的評論中說：成圣是儒家這個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終究只是一個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說：Think outside the box（跳出思維定式）……當然，我理解劉瑜的意思是，曾國藩值得寫，只是不值得花那么多時間。 我寫日本史也是這樣。雖然我那本書的重點是分析日本文化與中國的差異，而非對日本政治道路的評價，但那本書也讓一些日本朋友不太好評價，包括我的一本書的日文譯者，因為書中以較大篇幅寫了天皇家族的族內通婚，也講到了日本東北地區(qū)延續(xù)到近代的獨特性風俗，似乎讓人有些難堪。
四
《歷史的局外人》是我2 0 1 8 年在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我是一個隨和的人，隨和到有兩本書的書名，不是自己起的，而是編輯起的。一本是《簡讀中國史》，另一本就是《歷史的局外人》。編輯為什么要起這個名字，我至今也沒有問過。不過這次再版，我決定還是沿用這個名字。 這次再版，修訂的幅度比較大，差不多有一半的內容是新寫的。新寫的內容，基本聚焦于讀史和寫史。 因為這些年來研究屁股的讀者越來越多，讀者當中，觀點立場分裂的現(xiàn)象也越來越嚴重，所以我也花了一些時間，來思考為什么會如此。這本書的第二部分讀史不一定明智，就是我關于讀史方面的思考和建議。這部分基本都是新增的內容。第三部分我們?yōu)槭裁匆�讀歷史，則一半是新作，一半是舊文。 第一部分我與歷史寫作保留了三篇舊文，新增了兩篇。這部分的主題是回顧我走上史學之路的過程，記錄了葛劍雄老師和戴逸老師等人對我的幫助，也闡述了我對歷史學術與大眾接受之間關系的看法。收入寫黃仁宇先生的一篇文章，是因為他的大部分寫作也可以劃入大眾歷史。雖然才力不能望其項背，但是生命歷程和在某些具體情境中的生命滋味總有容易共鳴之處，關心他人就是關心自己。 最后一部分番外，呈現(xiàn)了我在文學和歷史之間游蕩的軌跡，也呈現(xiàn)了我從文學青年到歷史中年的生命軌跡。《魯迅的收入與生活》是為了解答以前翻魯迅日記時積累的一些疑惑，魯迅是我少年時代的文學啟蒙，我初中一年級時的作文就已經帶有魯迅氣了�！段业奈膶W青年生涯》，以前收錄于舊版《千年悖論》和《中國人的性格歷程》中，此次有所修訂。 我知道自己的落伍。在這樣一個傳播方式發(fā)生巨大改變的時代，我仍然如同前工業(yè)時代的手工藝人一樣，一件件地手工打造著作品，以此無益之事，聊度有涯之生。雖然經常慨嘆生命的錯付，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業(yè)類團沙，不過我更常吟詠的是這首： 春風修禊憶江南，酒榼茶壚共一擔。 尋向人家好花處，不通名姓即停驂。 唐寅《題畫》 正如我在另一本書的后記當中所說，我的寫作，生于興趣，死于興趣，難免立意不高，深度不夠。然而如果余生中仍能夠安放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仍然能夠寫，并且繼續(xù)有人讀，對我來說，就已經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