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父親不得不在庭上出示好幾個證據，而且即便這些證據內容繁縟，也要把它們都逐一讀遍：1943年2月，烏克蘭主要委員會主席克拉科夫所寫的證據，文件號1526-PS，證據號USA-178；希特勒的中央規(guī)劃委員會會議紀要節(jié)選，文件號R-124，證據號USA-179；被告紹克爾寫給被告羅森堡的信件，文件號019-PS，證據號USA-181。
　　當時父親為了做好他的關于納粹出于經濟因素考慮而使用奴隸勞工的案件，僅在一天之內，他就憑自己的刻苦努力，從大約有三打的文件里引用和提出了相關的證據。
　　這些證據都在這些文件的字里行間。而這些文件都晦澀難懂，很難消化。這還只是一方面，舉個例子，以文件號EC-68，證據號USA-205的審判證據中的15點為例，“對波蘭籍的外國農場工人的待遇的相關指令”，其中包括了限制旅行，禁止去劇院、電影院、餐館，禁止性交、聚會等。而要證明這些禁令對人所造成的后果，只是將這些文件內容擺出來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具體的受害人站出來指證，從受害人的角度引起所有人的共鳴，才能證明以上禁令對人所造成的嚴重后果。
　　毫無疑問父親曾將他在12月13日下午要實施的計劃告訴過他的同僚。父親的這個計劃在《星條旗報》的報道中被認為是：將使法庭產生分歧，同時也會改變訴訟期限的計劃。
　　事實上，在那天下午，托馬斯?J.多德一如既往地走著程序——在宣讀長篇累牘的文件的過程中，開始了他令世人驚訝的舉動。一直以來，所有來旁聽審判的人肯定都想知道，在出庭證人所站的附近的那兩張桌子上，覆蓋著白布的下面，放的是什么。然而就在那時，父親在法庭之上全然依據各種證據文件，正集中火力進行控訴。他的句句控訴都是在為揭曉白布下面所放置的東西所作的鋪墊。
　　他向法庭陳述道：
　　1943年，希姆萊曾表明，把猶太人關進集中營的做法并不只是由納粹的種族主義所激發(fā)的行為。希姆萊指出那樣做的動機還出于擔心猶太人會成為德國進行侵略擴張的阻礙�，F(xiàn)在，我們在這里沒有必要去考慮這樣的擔心是否有道理。重要的是，這種擔心當時就已經存在；要參考以上說法，可以詳見文件號為1919-PS以及證據號為USA-170的相關證據。這份文件是1943年10月4日希姆萊在波森召開的納粹黨衛(wèi)軍主要將領會議上所發(fā)表的演講稿。在這次會議上他力圖證明納粹的反猶太政策是有道理的。我們回到這份文件或希姆萊的這份演講稿中的部分段落，英文譯版的第四頁上的第四段，從以下文字開始：“我的意思是把猶太人清除掉，滅絕猶太種族。這是很容易談論的許多事情之一�！疁缃^猶太種族正在進行，’一名納粹黨員說，‘這件事情非常清楚。這件事情在我們的計劃中；消滅猶太人，我們正在做這件事，消滅他們�！�”
　　父親繼續(xù)陳述，并稱集中營一直就是“戰(zhàn)爭策劃者用來成功形成社會凝聚力的最主要利器之一。而正是有了這樣的社會凝聚力，才能順利啟動他們的侵略計劃。而當他們發(fā)動了侵略戰(zhàn)爭之后，他們的軍隊橫掃歐洲，他們還把集中營建到了占領的各個國家，同時也把占領國的人民轉移到德國，讓這些人受盡納粹殘暴的國家機器的摧殘�！�
　　一個小時后，父親的言行震驚全場：
　　我們已經提交了我方提供的兩個證據。我們在庭上再次出示這兩個證據只是因為這兩個證據能深刻說明這些就在不久前才完蛋的幾個集中營的管理狀況，至少是在盟軍解救這些集中營之前的狀況。通過接下來放映的影片，請庭上法官及在座所有的人一起回顧一下這段歷史。影片中，有一組在其中一個集中營拍攝的關于人皮的鏡頭。這些人皮都是從人身上剝下來后，作為裝飾品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里被發(fā)現(xiàn)的。這些特別不幸的受害者，他們都是因為身上有文身而被選出來遭到殺害的。我們手上所出示的這個是證據編號為USA-252的證物。此證物還附帶了美國軍方出具的一個報告，作為它的摘錄說明。報告描述了此證物是在何種情況下獲得的，而此摘錄已在文件3420-PS中有所闡述�，F(xiàn)在，我就援引此文件中的一部分。它開頭標題如下：
　　
　　“移動野外訊問組：2號；PW情報公告：13；集中營：布痕瓦爾德。作以下陳述的人是PW安德魯?普法芬伯格，43周歲，教育程度有限。他的職業(yè)是屠夫……”
　　“他說……所有有文身的犯人被命令必須向集中營醫(yī)務處報告。沒有人知道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但有文身的犯人接受檢查之后，那些身上紋有最好的或最有藝術價值文身的犯人被留在醫(yī)務處，然后就讓一個刑事罪犯給他們注射毒藥將他們殺害。然后尸體被移送病理部，在那里他們將那些紋有漂亮文身的皮膚部分從尸體上剝離下來并進行處理。最后的成品會被送到納粹黨衛(wèi)軍斯坦達特恩弗赫爾?孔赫的妻子處，她用這些成品來做燈罩和其他家居需要的藝術裝飾品。我親自見過那些人皮，上面有著各式各樣的文身設計，比如‘漢賽爾和葛麗特’，這個作品是殺掉了一個叫沃爾納巴赫的犯人做成的�！�
　　
　　在集中營找到的令人發(fā)指的遺物在所有人面前展露無遺。僅靠嚴正地指控和宣讀一些文件資料，遠不及將各種形狀不同、大小不一的人皮燈罩擺在世人眼前更能證明納粹所犯下的泯滅人性的重罪。于是，父親將當時最新的、也是最震撼的（最讓人惡心的）證物帶到了法庭之上。他一邊說，一邊將眼光轉向放置在法庭正前方的一張桌子上。桌上覆蓋著的白布下面，放著另外一件證物。
　　“我們并不希望糾纏于病態(tài)的納粹文化的這個階段；但我們卻覺得非常有必要出示另外一個證物。之前，這個證物在我們提交的證據USA-254中提到過……”
　　此時，父親示意一位法庭上的法警揭開了那塊白布。全場因過度震驚而陷入了沉默。在一個戲劇化的停頓之后，父親繼續(xù)道：“一個人頭，頭骨已被去除，表面完全干枯，內里裝滿填充物而且還做過防腐處理被保存了下來。這明顯是為了討好一個德國女人，納粹們不惜將眾多受害者中的一位處以絞刑之后斬首，并且將斬下的頭顱制作成了這可怕的裝飾品。”
　　很明顯，這個可怕的證物在法庭內引起了軒然大波。接下來不久，全世界數百家報紙刊登了父親手捧干枯頭顱的照片。這張照片所再現(xiàn)的情景實在恐怖。而把這張照片用作代表審判情形的封面照刊登出來，也確實只能讓父親的工作暫停。但在審判的節(jié)骨眼上，父親想在法庭上展示的不只是一些空洞的數據，或搬出堆積如山的文件；他更想展示的是那些被深埋在地底下、多年鮮為人知的不人道行為的證據。
　　當庭出示文身的人皮和干枯的頭顱，與當庭播放反映暴行的影片效果在很多方面是一樣的，但法庭并沒有在父親出示這些證物的時候宣布休庭。父親得以繼續(xù)——又重回對相關文件進行引證的老套路，但他用的是多年以來都能引起他共鳴的方式對文件進行援引——把深不可測、令人一頭霧水的文件原文，變作淺顯易懂，甚至畫面感十足，令人有身臨其境的語言。父親在從紐倫堡回國之后所作的演講中，經常援引文件493-PS、證據USA-251。
　　我們至今沒有確切地估計有多少人死在這些集中營，也許這個數目永遠不得而知【后來在庭上，魯道夫?赫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承認了僅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大概就有250萬～300萬人被謀殺】，但是根據之前在審判中出示過的證據顯示，納粹份子是一群總是一絲不茍地保存記錄的人。但關于集中營的記錄，他們卻明顯保存得相當不完整。
　　可能這也是因為納粹們對殘害這些人的生命也感到不安的結果。但我們會偶爾發(fā)現(xiàn)一本日記或一套索引卡片。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很明顯受害者的死亡都沒被記錄在案。這點可以從一套死亡記錄本上所記載的一場集中營行動的規(guī)模所知。現(xiàn)在我們參見文件493-PS、證據USA-251。這個證據一套共七本，是毛特豪森集中營的死亡總賬本。每本封面上都這樣寫著：“Totenbuch（死亡本）Mauthausen（毛特豪森）”。
　　這些死亡本記錄下了一部分死在集中營里或在那里被殺害的囚犯的姓名；這些死亡本的記錄涵蓋了從1939年1月到1945年4月的這整個時間段。這些本子中記載了每位死者的名字、出生地、被冠上的死亡原因，以及死亡的時間。此外，每具尸體都被編上序號。若將這些序號全部累加起來，在這五年里，尸體的總數達到35318具之多。
　　對這些死亡本的研究能清楚地揭示，在其所描述的程度上，集中營每天慣常死亡的人數是相當可觀的。于此，我懇請法庭特別注意死亡本第5本的568頁至582頁。這部分內容的影印本已經作為證據向法院提交過了。這部分內容記載了在1945年3月19日的這天，從凌晨1點15分到下午2點的這個時間段內，所有的死亡記錄。根據記錄，在這整整12小時45分鐘的時間里，有203個人被報已經死亡。他們的序號從8390排到8593。死者的名字也已經列出。但有趣的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被記上相同的疾病——因心臟病而死亡。他們的死亡時間相隔短暫。他們按照名字的字母順序相繼喪生。第一個身亡的人叫Ackerman（艾克爾曼），死于凌晨1點15分，而最后一個身亡的人叫Zynger（辛格），死于下午2點整。
　　我只能想象父親是如何在那天晚上與他在紐倫堡的室友聊天的。他的感情肯定相當復雜——作為一名律師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他一定感到很滿意；但作為一個人，當庭出示那些沒有人性的證物，他應該覺得自己對自己都很反感。
　　年長的兄弟姐妹們都記得，當年父親回家過圣誕節(jié)時，確實顯得與以往有很大改變——變的當然不僅僅是他操心白掉的頭發(fā)而已。人們在我們家當地報紙上讀到過一些父親在紐倫堡工作的相關報道，他們會在餐廳里蜂擁而上，將父親圍住，并向他表示祝賀。然而，他卻顯得一反常態(tài)地克制，仿佛不愿意過多地談論紐倫堡。我懷疑，父親那時的內心一直都很矛盾，就像一個才從戰(zhàn)爭前線回來休息放松的人。其實，他整顆心都還系在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上，并且不知道什么時候自己才能真正地歸來，也不知道自己會帶著怎樣的傷痛回歸家鄉(xiāng)。
　　當父親休假完畢重回紐倫堡時，他被提升為執(zhí)行審判律師。在這個職位上，父親需要及時地協(xié)調和管理美國方面在法庭上每一天的檢控工作，尤其是當大法官杰克遜不在紐倫堡的時候。父親的來信表明，在整個審判的推進過程中，他的耐性日益增長；也表現(xiàn)出他盡可能多地在對被告進行盤問。杰克遜想要將這種負責任的精神加以推廣。因此，父親的責任心雖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點，但這些責任心也是令人矚目的。
　　舉個例子，在當年的審判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期間，父親在檢控他作為東方占領區(qū)事物部長所犯罪行的庭上交流，至今仍能撼動我心。
　　根據《紐約時報》西德尼?格魯森的報道：“從納粹哲學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口中能說出的，除了認罪還是認罪。今天，美國的檢察官托馬斯?多德粉碎了羅森堡口中自我美化的一個好心恩人的形象，迫使他承認了納粹政權應擔負的罪責……在多德的盤問之下，羅森堡顯得局促不安�！�
　　接下來的一小段文字是摘自1946年4月17日的官方記錄。那天，我父親試圖讓羅森堡在庭上認罪，為他曾做過的行為擔負起相應的責任——這段文字記錄的也是當時法庭上很典型的斗智過程。父親很擅長在語言上設圈套，這點也是在法庭上進行盤問的關鍵技巧。
　　多德先生：有關你對猶太人的態(tài)度，在你的法蘭克福講話中，你建議所有的猶太人都應該離開歐洲和德國，你是這樣說過么？
　　羅森堡：你這個說法——
　　多德先生：現(xiàn)在你只需要回答我“是”，還是“不是”？你在1938年在法蘭克福的講話中做過這樣的建議，有還是沒有？
　　羅森堡：是的，但是基于你這樣不正確地從我的講話稿中進行引用，然后再這樣問我，我很難用是還“是”還是“不是”回答你的問題。
　　多德先生：我認為你完全沒有必要在這里進行任何解釋。我只是問你是否在你法蘭克福的黨日講話中曾提出過這個建議。
　　羅森堡：是的，基本上算是的。
　　多德先生：現(xiàn)在就是這個黨日講話，昨天你還曾提到這個講話，你說你在其中曾對猶太人使用過很惡劣的語言。我想，在那段時間里，你是很反對猶太人從事一定的職業(yè)，以及類似的一些事情的�，F(xiàn)在你覺得那樣對待猶太人公平么？
　　羅森堡：昨天我就說過，在那兩個講話中，我曾要求一個正直的裁決和平等地對待，而且我也說過只有那樣，所有的其他國家才不會指責我們歧視猶太人。
　　多德先生：是的，很好。你在過去談到過猶太滅絕么？
　　羅森堡：我一般沒有在發(fā)言中用過猶太滅絕這個詞，或表達這個字面意思的措辭。任何會用這個詞的人都應該要考慮到這個詞的含義�！皽缃^”這個詞只有英國首相使用過——
　　多德先生：你以后會提到這些詞語的。你現(xiàn)在只需要告訴我，你有沒有曾經說過那樣的話？你說過那樣的話，是不是？
　　羅森堡：從來沒有在任何發(fā)言中提到過那樣的意思。
　　多德先生：我知道這個意思。那你有沒有曾經和任何人在談論國家政治或黨的政策的時候談到過猶太滅絕呢？
　　羅森堡：在元首會議上曾有一次機會對這個問題進行過公開討論。當時我是準備在會上進行一個發(fā)言，不過最后還是沒有發(fā)言。而當時在我的準備發(fā)言中表達的意思也是：戰(zhàn)爭已經正在進行，戰(zhàn)前就提到過的威脅不應該再拿出來討論。而這個發(fā)言最終沒有在會上發(fā)表。
　　多德先生：當時你是準備什么時候進行這個發(fā)言的呢？大概是在什么日期？
　　羅森堡：1941年的12月。
　　多德先生：那樣的話，你曾經在你的發(fā)言稿里寫過關于猶太滅絕的相關言論，是不是呢？請你用“是”或“不是”回答這個問題。
　　羅森堡：剛剛已經說過了，我用到那個詞的時候的意思，不是你強調的那個詞本身的那個字面意義。
　　多德先生：我接下來會談到那個詞，以及它所包涵的意義。而我現(xiàn)在問的是，你是否在1941年12月準備在體育館里發(fā)言的演講稿里使用過“猶太滅絕”的字眼？現(xiàn)在請你用非常簡明語言回答我。
　　羅森堡：有可能使用過，但我不記得了。演講稿不是我親自準備的，其中措辭的使用我也不清楚。具體是怎么表達的，我也說不準。
　　多德先生：既然這樣，也許我們會幫你回憶起這個演講稿的內容。我懇請法庭能向你出示編號為1517-PS的文件。當然它現(xiàn)在也已經是編號為USA-824的證據了。
　　（證人面呈文件。）
　　現(xiàn)在，這里還有你自己寫的關于在1941年12月14日你與希特勒見面并討論的備忘錄。而這份備忘錄很清楚地從開篇第一段就記錄下了你和希特勒討論關于你們將在柏林體育館進行演講的發(fā)言稿；如果你再繼續(xù)往下看，在第二段你就會發(fā)現(xiàn)以下文字：
　　“我說過的猶太人問題上，關于紐約猶太人的相關評論應該做一定程度的改變，尤其是從現(xiàn)在的這個結果上來看（戰(zhàn)爭東線的情勢）。我采取一個立場，是不要提猶太人滅絕這個字眼。元首卻堅持這點并且說是猶太人將這場戰(zhàn)爭強加在我們頭上，他們會招來毀滅；因此，毫無疑問，理應首先打擊猶太人。”
　　從那一刻開始，羅森堡面臨的情勢變得異常艱難。首先，他極力申辯說德語單詞Ausrottung和英語單詞extermination沒有關系（前者是德語：消滅，后者是英語：滅絕）。父親就問羅森堡：“你是真的一定要用你的徒勞申辯再次強調你對我的觀點無比贊同呢，還是你就是在這里浪費時間？難道你不知道你現(xiàn)在所在的這個法庭上有很多人都是說德語的？而且他們都認同你強力申辯的那個詞的意思就是‘清除’或‘滅絕’的意思？”
　　接下來，父親出示了關于東歐屠殺的文件，而很明顯這個文件是由羅森堡草簽的。即便如此，被告羅森堡仍然以很可憐的樣子試圖申辯說大寫的‘R’頂上部分不像是他慣常寫這個字母的筆跡。
　　羅森堡試圖使用這個策略脫身：是的，他的屬下可能已經知道有屠殺這回事，但是他卻不知道。當他自己給自己挖這個陷阱的時候，父親讓羅森堡承認了直接向他報告這件事情的有五個人，這五個人對種族滅絕這回事情完全了解并且他們都參與和協(xié)助執(zhí)行了滅絕行動。最終，羅森堡說：“是的，他們知道被殺的猶太人的具體數目。我承認，他們有向我做過相關報告。如果他們沒有向我報告過，那么我一定是從其他渠道了解到這個信息的。”
　　重返紐倫堡的一個月之后，父親的盤問同樣在審判瓦爾特?馮克的時候成功地發(fā)揮了作用。瓦爾特?馮克是納粹德國國家銀行總裁，在納粹政權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馮克之前以講究美食和生活享受而聞名，他抽煙只抽雪茄，喝酒只喝昂貴的蘇格蘭威士忌酒。在經過1946年5月7日一整天的審判指證之后，他當年的風范完全消失無蹤，在一系列持續(xù)的盤問伏擊之后，剩下的只是一個咳嗽不停、完全無助的人。
　　父親使馮克承認了他就是命名后來所有人都知道的“水晶之夜”（碎玻璃之夜）的那個人，以及他犯下的更多其他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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