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管理主義的實用性受到了合作關系的挑戰(zhàn)�！昂献麝P系契約化”，即公共機構和私人間所構成的供求關系以及公共部門間的正式協(xié)議，就是這些困難的反映（參見Crawford，1998：182）。在這些合作關系中，協(xié)商契約式的約定代替了信任，審計代替了傳統(tǒng)而專業(yè)的責任關系體系（參見Power，1999）。不管怎樣，在有效的合作關系運作過程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信任，尤其在擁有不同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和目的的不同部門之間（參見Crawford，1998，2001），也依賴于對專家的信任。然而，就像Crawford（1999，2001）所指出的，由于合作者之間基本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的不同以及對資源的爭奪，合作關系是孕育不信任的土壤，建立起來的合作關系還會受到諸如審計、計劃監(jiān)管等管理手段的侵蝕。對于Crawford（1999，60）來說，這種緊張和沖突意味著“合作關系的特質(zhì)和實踐加劇了結構性對抗和難以解決的緊張狀態(tài)”。
　　小結
　　犯罪預防已根植于新右派的犯罪政策中，理性選擇理論為犯罪預防的發(fā)展注入了特殊的動力。在“風險社會”里，責任化做法成了“第三條道路”倡導下的犯罪管理的積極推動者。犯罪預防的基礎因兩個重要理念而鞏固：社區(qū)和合作關系。然而，實踐中質(zhì)疑與肯定的并存導致了緊張以及專家與社區(qū)間、刑事司法機構間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