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說：教與育的古今中外

教育可以探討的主題甚多，就知識與制度轉型而言，教育關涉分科教學與分科治學兩面，同時教育自身也有一套制度體系。教育，據說語出《孟子盡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人生三大樂事之一�！墩f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yǎng)子使作善也。教與育分指不同意涵。

清末以前，傳教士所譯西書，偶有以教育為專有名詞者，卻沒有能以近代教育觀念完全涵蓋指稱的實事。今日通行的含義及用法，為明治維新后日本的新漢語所推行，看似從漢文借鑒，實際上語義和指稱均有不同。清季教育輸入中國，開始專指西式教育，繼而概稱歷代所有教與育的相關行事。近代以來通行的各種教育史，清季以前部分，基本是用后出外來的觀念間架編排組織而成，格義附會者固多，形似而實不同之事亦復不少，其間的問題又不僅似是而非那么簡單，最嚴重的是，適了教育這只外來之履，削了中國歷史文化教與育的本意之足。

值得注意的是，國人在合用教育一詞之時，每每喜歡分解教與育之義，實際上，合用為新意，分解卻是舊法。諸如此類的情形不在少數，如文化、學術、社會、國家等等，都有分別解析，再合并理解的情形。所導致的誤讀錯解，還不僅大小寬窄是否合度，而是如此一來，中國文化制度的精義發(fā)生變異，外來體制的奧妙也無從理解。一般而言，日本人看到教育一詞，只會對應西文，而不會分解漢字。

退一步說，即使中國本來有教育，即使不得不用后來的概念指稱前事，也應當盡量避免簡單地在后來的間架中填充先前的材料，而要努力領會中國固有教育的觀念和體系及其所以然�？墒敲駠�以來治教育史者，盡管偶爾也有人覺得不相適應，大都缺乏這樣的自覺，他們的努力，只是強化后出外來框架的有效性，而將填不進去的史事加以剪裁。為了對應外來的系統(tǒng)，如學堂有官立、公立和私立，則原來也分為官學、公學、私學；學堂有大中小三級，則國子監(jiān)對應大學，府州縣學、各級書院對應中小學，社學、義學和學塾對應初級小學或蒙學；新式教育由學部統(tǒng)管，則禮部和國子監(jiān)也被賦予相應的職責權能；清季各省設提學使司，專管學務，則昔日的學政被定為省一級管理教育的地方官。

這樣的對應，看似整齊，容易理解比較，卻明顯存在削足適履的情形。清代學校從國子監(jiān)到府州縣學，固然官辦，可是官學特指八旗官學，一般學校往往不稱官學。社學在一定時期官設較多，但一般而言，社學、義學既有官辦，也有民辦，還有官為倡議，集眾人之力所設。書院的經費來源形式多樣，很難用官辦民辦加以界定。至于私塾一詞，用于指稱清代乃至歷代書院及官立社學、義學以外各種類型的學塾，始于清季立�？婆e前后，趨新人士借此貶稱排斥在西式新學堂系統(tǒng)之外的本土學塾，坊間并不通用。直到民國時期，普通百姓仍有不知政府公文與知識人言語中私塾所指為何之事。

就程度而言，書院甚或高于學校，社學、義學，通常比書院層級低。但各州縣及以下地方，社學、義學常有易名為書院者。學塾的情況最為復雜，涵蓋各種層次、類型，不可一概而論。清代一反前明風氣，輕視講學，注重自修，用考課加以檢驗，且以科舉為仕進之階，學校、書院為其輔助，包括社學、義學，很難說是后來意義上教育的主體單位，民眾的識字背書等基礎教育多在家庭及各類學塾進行并完成。社學、義學與書院的區(qū)別主要在于兩者分工、定位不同。書院通常被認為是以育成才，而社學、義學則是以端蒙養(yǎng)，前者主要對具有一定知識的教養(yǎng)者進行高深教育，以積蓄資治人才，后者則是向民眾推廣教化，形成良善風俗。社學的官方色彩較強，曾被視為基層學校，義學則較多民間公益意味。實際上，社學、義學與書院互相混稱的情況比較普遍。社學、義學往往被視為書院之小者，書院改名為社學、義學者也所在多有。學塾淵源甚早，其設置數量、從教受業(yè)人數及社會影響都超過書院、社學、義學等，也大量存在彼此混同、難以區(qū)分的現象。各種學塾程度相差很大，甚至同一學塾之中，往往同時進行著程度不同的教學。而且學塾并非全由私辦，其教學的內容形式未必比其他教學機構更為守舊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