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理想的譯者應成為一塊玻璃，透明得讓讀者感覺不到他的存在。果戈理的這句名言闡發(fā)了文學翻譯工作者藝術創(chuàng)造的極致，就是不著痕跡地再現原著風格韻味，讓譯入語的讀者享受到與出發(fā)語讀者同樣的文學情趣。然而正是由于譯者這種自覺的犧牲，造成了其自身價值的消隱，以致在長期的翻譯理論研究領域里，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功效被一再擱置一邊，文學翻譯僅僅被歸結為是兩種語言的接觸。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派興起之時，以奈達、穆楠、卡特福德、雅各布遜、費道羅夫、巴爾胡達羅夫等為代表，將翻譯研究禁錮在文本對比和語言（信息）轉換的范圍內，而有關翻譯活動中那個最活躍的成分譯者主體的主觀能動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視了。

我們試圖超越以往翻譯研究中以文本為重的結構主義思想局限，顛覆傳統(tǒng)翻譯理論忠實與背叛、對等與創(chuàng)造、直譯與意譯等簡單的二元對立關系。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我們要對我國自五四以來逐漸演化和習承的仰視西方式的翻譯倫理，進行反思和重新定位，理順影響翻譯活動的文化、社會、歷史等各層面的種種的權力關系，闡明翻譯主體在當代翻譯研究文化轉向和倫理思考中的核心作用和關鍵意義。本書計劃要做的事情將集中在以下三點：1. 建立一個較為系統(tǒng)全面的翻譯主體研究的理論模型；2. 走進文本，再走出文本，轉向翻譯主體的個案研究；3. 采用傾談和對話的方式，讓從事文學翻譯活動的真正主角譯者們自己來發(fā)聲，針對翻譯實踐和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問題、熱點問題，給出其最直覺的答案。關于翻譯主體的概念，譯界的認識還存在著一定的分歧，基于文化交流和文化構建的視野，我們一般認為，文學翻譯的過程包括作者主體、譯者主體和接受主體，其中接受主體除了讀者、贊助人以外，還應包括翻譯批評者和圖書編輯等。本書的研究對象為文學翻譯活動的核心作用人譯者主體，以及他與另外各主體之間、與其自身所處世界之間的關系。

1. 建立文學翻譯主體研究的理論模型：
為更好地開展文學翻譯主體研究，綜合翻譯活動中各個層面的元素，我們首先為本書繪制出一幅文學翻譯主體研究的基本藍圖，具體圖示如下：

總圖示

這個研究圖示包含三大基本模塊：兩個世界、兩類文本、三大主體。
所謂兩個世界，是指形成源文本和譯本的世界、生活以及文化等等歷史文化和現實社會的綜合體，源文本賴以形成的背景，可稱之為世界生活文化Ⅰ，譯文本賴以形成的背景，可稱之為世界生活文化Ⅱ。本研究將翻譯活動界定為跨語際的文化交流活動，那么世界生活文化Ⅰ和世界生活文化Ⅱ就構成了異域文化之間天然具有的陌生性和新奇性，不同語言以及意義之間的溝通，自然就會遇到無數的困難。我們想說世界、生活、文化是翻譯主體和文本存在和形成的背景和動因。翻譯是溝通兩種文本賴以存在的不同的世界、生活、文化背景的橋梁，因此，重視兩種不同文本賴以存在的不同世界背景，是翻譯主體乃至整個翻譯學研究的必要前提。
所謂兩類文本即源文本以及譯本。前者是翻譯活動的對象，后者則是翻譯活動的成果，及其有待展開的譯入語方面的語言文本。
所謂三大主體即作者主體、譯者主體以及接受主體。從翻譯活動的本質和流程來看，以譯者主體為核心；從理想的翻譯和翻譯的理想范本以及翻譯的最終目標來看，作者主體和源文本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從源文本通過譯本被譯本讀者所接受的角度看，譯者主體與接受者主體的主體間性更為重要。

從文學翻譯活動所涉及的各種元素之形成，以及發(fā)揮其本有的功能來說，我們擬為文學翻譯主體研究設定六大詮釋循環(huán)圈。
第一大詮釋循環(huán)圈：

世界生活文化Ⅰ 作者主體 源文本
圖示（一）
這一詮釋循環(huán)圈的核心自然是作者主體，而其形成的實體性的語言載體就是源文本，世界生活文化Ⅰ是作者主體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源文本生存的空間。

第二大詮釋循環(huán)圈：

譯者主體 源文本 作者主體
圖示（二）
這一詮釋循環(huán)圈的核心是源文本。譯者主體通過源文本與作者主體發(fā)生關聯，譯者與作者之間進行直接溝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第三大詮釋循環(huán)圈：

譯者主體 譯本 接受主體
圖示（三）
這一詮釋循環(huán)圈的核心是譯本。譯者完成翻譯，譯本是其與接受主體發(fā)生關聯的物質載體。譯者主體在翻譯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也有可能受到接受主體的影響。

第四大詮釋循環(huán)圈：

作者主體 譯者主體 接受主體
圖示（四）
這一詮釋循環(huán)圈是以譯者主體為核心，連接作者、接受主體（讀者和贊助人等），形成主體間性的詮釋循環(huán)圈。作者主體也可能通過譯本的媒介，與接受主體發(fā)生互動和接觸。

第五大詮釋循環(huán)圈：

世界生活文化Ⅰ 世界生活文化Ⅱ

譯本 接受主體
圖示（五）
這一詮釋循環(huán)圈是以接受者主體為核心，通過譯本，接受者了解到新的世界，從而形成基于接受主體的兩個世界間的詮釋循環(huán)圈。

第六大詮釋循環(huán)圈：

世界生活文化Ⅰ 作者主體

源文本 特殊接受主體 譯本

世界生活文化Ⅱ 譯者主體
圖示（六）
這一詮釋循環(huán)圈是以源文本、譯本之間的比照關系為核心的翻譯批評循環(huán)圈，由于翻譯批評的承擔者是具備閱讀源文本能力的專業(yè)工作者，即翻譯批評者，所以他們是特殊的接受主體。

六大詮釋循環(huán)圈的連接策略，構成了不同的翻譯訪法、乃至翻譯學之不同流派的演變。鑒于本書的主題是文學翻譯主體研究，所以，我們將把重點放在作為理解者和詮釋者的譯者主體、流動的源文本與再造的譯本，以及主體間性與主體間對話等三個方面展開。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際譯學界開始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者的主體意識漸漸覺醒，其作用由被遮蔽而到顯現，它跨越了靜止的歷史局限和恒定的文本意義，在全球的文化語境中，與翻譯活動中的其他主體（如作者、讀者、出版贊助等），形成了多維而復雜的權力關系。是改寫、操縱，還是對話、融合？譯者主體自然成為其中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核心因素。那么，如何劃分翻譯主體，譯者主體性的具體內涵又是什么？這都是我們在研究中碰到的核心難點。然而縱觀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說譯學界普遍達成了一種共識，即翻譯研究的目的不再僅限于探討如何忠實于原著，而是如何再現原語文化的精髓、如何滿足譯語文化的要求，關注的重點不僅僅是翻譯的結果，更是翻譯的過程，譯本的生產者（翻譯主體）如何發(fā)揮介入作用，又是怎樣彰顯并同時也悄悄地改變著譯入語社會的文化特征等等。

2、翻譯主體的研究方興未艾，其價值首先體現在對翻譯倫理問題進行反思。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和翻譯主體意識的覺醒，引發(fā)了學界對翻譯倫理問題的熱烈討論。上世紀末西方翻譯研究文化學派的代表韋努蒂、皮姆、切斯特曼、斯皮瓦克等是較早討論翻譯倫理的專家。法國學者安托瓦納貝爾曼更是在1984年和1985年的兩部著作里，將回歸倫理這一概念作為文化學派翻譯宣言的核心內容提了出來。然而，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下，貝爾曼及其他西方翻譯文化學者們所主張的翻譯倫理觀，是否與我們的需要相契合呢？我們的翻譯研究界在引進這一思想和理念的同時，是否需要再多幾分反思呢？有學者稱我們的華語世界，已經到了瀕臨失落與拯救的邊緣！那么當代中國究竟應該呼喚怎樣的一種翻譯倫理，對于這個問題的思考和重新定位，恐怕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翻譯研究文化轉向后，主體性問題得以凸顯
當代文化研究作為跨學科的理論研究方法，在20世紀末產生了重大影響。而正是在這一時期，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獲得了飛速發(fā)展，理所當然地也發(fā)生了文化學的轉向。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認為，西方譯者在翻譯活動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強大的主體性功效，操縱或改寫了來自非西方文化的作品。在后殖民語境中，翻譯成為了一種權力話語，一種權力關系的分支。而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具體執(zhí)行者、一個同他所處的社會、文化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混合體，在各方權力關系所形成的張力中，發(fā)揮著主體性作用。
b.當代中國呼喚怎樣的翻譯倫理？
中國自五四以來至于當下，整整一百年，大多處于主動接受他族文化改造和豐富的時期。吾國吾民領略西方世界的強大日久，似乎也早已習慣于以仰視的姿態(tài)去領受西方的文化和文明。觀現今中國之潮流文化，絕不僅僅是將他者作為他者本身，而是視他者為神圣。無論是暢銷雜志，網紅小說，還是從西方引進的學術著作，通篇的西式句法，佶屈聱牙者累出不窮，真正嚴肅的文學翻譯和原創(chuàng)的學術研究受到了極大的干擾。
一些當代西方學者在談及翻譯時，能以開放、對話的姿態(tài)抵抗本族中心主義，在翻譯研究中秉持能存異為異的倫理模式，的確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效仿的。但對于我輩學人，身處當下中國的文化語境，在追求文化他者性的同時，我們是否也該驀然回首，重新審視一下自我，重新審視一下翻譯大潮席卷之下，我們母語文化的生存與發(fā)展呢？作為翻譯研究者，在進行理論分析時，該怎樣拿捏文化傳播過程中這個異化還是歸化的度，怎樣幫助譯者主體處理好我與他者的關系，最終尋求一種自省、平衡、對話的解決方案。作為文化交流、譯介過程中各主體對話之基礎的翻譯倫理，在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動態(tài)呈現方式是怎樣的，我們應該如何梳理、如何評價它，這正是值得我們中國翻譯研究界再三斟酌的倫理問題。
c.全球倫理視域下的翻譯主體性
全球化語境中的文明沖突和對話，呼喚著一種新型的全球倫理關系。本書將引入瑞士著名自由思想家孔漢思（Hans Kng）的全球倫理構想，在這樣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統(tǒng)領下，我們試圖對當代中國的翻譯倫理進行重新定位，對在這一翻譯倫理觀照之下的譯者主體的道德自省和自我規(guī)范，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在當代翻譯大潮之中重新審視中華文化的生存與發(fā)展，絕不是一種本族中心主義式的倒退，而是在穩(wěn)住自我根基、保護本國文化獨立性的前提下，再全方位地開放，再主動地融入全球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始終是我們的立足點，文化的全球化所最終要實現的，也絕不是單一的文化模式，而是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在高度融合狀態(tài)下的多樣統(tǒng)一的文化。由于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fā)，世界政治格局也正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中國政府在這一重要的戰(zhàn)略機遇期，制定了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zhàn)略。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之下，我們認為國內的翻譯理論界更應該引起對翻譯倫理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針對文化交流中翻譯主體性的探討，則應該成為這一新型倫理探討之中最為核心的話題。

3、將全球倫理概念引入翻譯的主體研究，為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zhàn)略服務。
全球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日益凸現的新現象，是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征。工業(yè)文明的困境是全球化到來的一個前提，現代文明的危機中已經孕育著一個新的時代。因為各種各樣的危機，把人們從現代工業(yè)文明的幻夢中驚醒，促使人們反思現有的文化模式，重新思考人類的未來。事實上，邊界的存感在越來越模糊，雖然國與國之間的界限仍存在，但人與人之間物理意義上真正的隔絕卻在慢慢消失。全球化并不止于某個單一方面，而是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等，國于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在增加，文化與文化之間早已經打破了國界和洲際的隔閡，全球化已經是真實發(fā)生的事情，不容質疑。全球化也意味著人類社會正以某種方式得到重新連接。1962年，全球化這一說法第一次出現在公眾的語匯中。而現在，這個詞語已經從一個那時候的專門術語，變成了今天人們的口頭禪。倫敦《經濟學人》雜志 （The Economist） 曾把它稱之為是21世紀被濫用的詞語之最。
全球倫理的構想是瑞士著名的自由思想家孔漢思（又譯漢斯昆）于1993年提出的，其要旨是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派宗教的一種基本共識，對于有約束力的價值觀、不可改變的準繩以及個人態(tài)度的基本共識。如果缺乏這種共識，我們的世界遲早會陷入混亂，為獨裁所宰制，人類因此必將步入絕望之境。全球倫理是一種實現跨文化、跨宗教、跨經濟體制、跨意識形態(tài)，具有共同說服力的價值觀、指導原則、個人態(tài)度和共同行為的兼容性途徑。它立足于從倫理上對不可轉讓的人類尊嚴、決策自由、個人與社會的責任以及正義的承認。全球倫理承認全人類和非人類存在物之間的相互依賴，并把關愛和同情的基本道德態(tài)度拓展到我們的整個世界。它可以識別越界的問題，并有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能夠提高大眾對這些基本價值觀和原則的認識。我們的文學翻譯主體研究，必須重視個人和個人所處的這個社會的地理、文化、宗教、經濟和政治語境。全球倫理同樣也需要這種地方性的語境，這樣它才能對個人行為和社會結構產生影響，而不至于成為孤立的理想信條。身處全球倫理的視域下，我們的研究才有可能尊重不同的社會多樣性、政治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宗教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等等。承認有這些豐富的多樣性的存在，就可以減少彼此的傷害，促進地球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讓這個地球上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能夠促進共同價值觀的進步，從而最終達到多樣性的統(tǒng)一�？梢哉f，全球倫理正是當今社會解決文明沖突、作為文明對話基礎的新概念。在文學翻譯研究的領域里，它也是構建新型翻譯倫理、指導翻譯主體采取行動的最終參照系。在文化走出去、提升軟實力的口號之下，我們該怎樣處理好翻譯活動中各個主客體之間發(fā)生的權力話語關系，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翻譯主體該如何發(fā)揮合乎新型倫理關系的主動性，幫助中華文明最杰出的成果更好地走出去，將中國文學所強調的人性和文學性更好地納入世界文學的體系，這也是我們?yōu)楸菊n題研究選擇這一理念的主要依據。

本書的基本框架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將集中于理論探討。我們會采用歷史考察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借助現當代闡釋學、接受美學、巴赫金對話理論、空間地理和列維納斯的他者理論等等作為學術支撐，理清翻譯過程中的各種主客體之權力話語關系，闡明文學翻譯主體在當代譯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和倫理思考中的核心作用和關鍵意義。第二部分著重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我們將分成八個專題，對文學翻譯的主體進行個案研究，分析譯者在翻譯之前、之中和之后過程中的認知體驗和情感運用，從而試圖說明：譯者主體以及他的翻譯作品，從來都不會獨立于社會政治力量和歷史文化背景，不會擺脫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和文化交流的特質，哪怕是在純文學的領域。第三部分是著名譯者傾談和問答部分。筆者多年來利用學術交流的機會，拜訪了國內尤其是滬上知識界和翻譯界的知名學者、文藝批評家和老、中、青三代的文學翻譯家，就翻譯理論實踐與研究過程中所涉及到的譯者主體性問題進行了充分的咨詢、學習和探討，力圖讓讀者了解翻譯活動背后的復雜性，探索和試驗更有效的翻譯手段和途徑，來達到文化互通有無、豐富自身、實現共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