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言
    本書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美國人口結構中具有不同種族、宗教和3 民族背景的各個群體，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彼此之間的社會偏見與歧視。但是，與其他相同主題的大多數出版物有所不同，本書幾乎完全不去直接涉及那些具體的歧視行為。人們擁有的具體特質“導致”或使得一些美國公民因為其他人具有不同膚色、宗教和來自不同國度，而否認這些公民在美國社會活動中享有平等權利，并對他們持有敵意或負面情感，本書對這些以相關個人因素為對象的學術研究也不太關注。在我看來，我們應當把我們的關注點集中在同樣重要、在邏輯上更應優(yōu)先考慮但卻被嚴重忽視的另外一個問題上，那就是：在一個由異質性人口所構成、規(guī)模龐大、實現了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民族（nation）中，群體生活自身的性質是什么？我們開展這一專題研究的“實驗室”是美國社會，但是我們得出的結論，只要其確實有效，同樣可以被應用到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或地區(qū)。這些民族有的已經經歷了類似的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發(fā)展進程，有的目前正在經歷這一過程，有的則將會在下個世紀經歷類似的進程。我們得到的結論對于那些人口內部具有種族、宗教和文化背景多樣化特征的國家也同樣適用，這即是說，我們得出的結論將會適用于人類社會的絕大多數國家。
    從一個方面來說，為什么美國人的心目中對于群體生活的性質—我們的種族、宗教和民族群體的社會結構以及群體之間的各種關系—很少予以關注？對于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大家都知道，美國人是一些“實用的”、頭腦僵化和注重實際經驗的人，我們傾向于去關注那些最直接、最清楚和明確的事件。譬如當一個黑人在密西西比州被鄉(xiāng)村惡棍們痛打，或是在佐治亞州的選舉投票站因受到恐嚇而逃離時，當一個猶太人在紐約州北部被某個對其“實行限制”的旅館驅逐時，或者當一個日裔美國人在加利福尼亞州一個“白人”社區(qū)試圖購買住宅而遭到拒絕時，因為我們自認是“自由主義者”，所以面對這些事件時，我們都覺得它們相當緊迫，而且會激發(fā)我們的義憤和關注，這會引導我們開展進一步的調查、討論，也許遲早還會引導我們尋求補救措施。所有這些做法當然都很有益處，但是對于這些具體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根源，則未必能夠因此而被發(fā)掘出來。此外，美國的群體結構所具有的性質，絕大部分“在法律上是看不出來的”（legally invisible）。如果我們把美國印第安人的特殊情況暫時排除在外，把美國南部存留的歧視黑人法律（Jim Crow laws ）和在南部和西部各州禁止種族間通婚的法律也排除在外（由于聯邦最高法院對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法律的平等保護”做了完全正確的詮釋，所有這些法律最終將會被廢除），那么，我們說美國政治和司法體系并沒有因為美國公民的種族、宗教或祖籍民族而對他們實行區(qū)別對待，這種說法應該是正確的。從法律的觀點來看，一切似乎都很簡單，在這里生活著1.9 億個抽象的美國人個體，他們大多數具有公民身份，相互之間存在親屬或婚姻關系，分屬具有某些法律相關性的年齡組，但是泛泛來說，他們作為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生活在其存在的范圍內，同政治實體在形式上是不相干的，法律也沒有對此進行識別或描述。這表示美國的這些種族、宗教和民族血緣群體的社會輪廓是或多或少無法被觀察到的；這些結構的輪廓只能通過對社會關系、社區(qū)組織或社區(qū)機構—它們構成美國人的社區(qū)生活—的細致觀察或者學術研究才能被推測出來。這些群體的存在盡管在社會學意義上明顯是真實的，但卻未能得到正式承認，并且容易在準確的評估中被掩蓋。在公眾心目中浮現的，只是許多模糊現象的某種匯集，以及關于與自己群體不同的其他群體的社區(qū)生活性質的部分真實的報導（half-truths）。正是由于這許多不完整的想象以及對美國人群體生活性質的整體理解的缺乏，形成了催生偏見態(tài)度的肥沃土壤。事實上，美國白人新教徒們極少意識到自己僅僅是美國居民中的一個群體，他們認為自己居住在美國，而其他人不過是以各自“群體”的方式生活在美國而已。人們有時會提到一個具有荒謬諷刺想象的俚語，即魚兒永遠也不會發(fā)現水。我們隨后還將對這一點進行更多的討論。
    我們很難理解，為什么社會科學家們對美國社會的社區(qū)生活的性質和內涵迄今只開展了如此之少的實地調查，而且?guī)缀鯖]有進行任何理論探索。從理論研究文獻來看，有跡象表明近來人們對這些現象的認知有所增長，而且出版了越來越多以種族和宗教群體為對象、討論偏見和歧視問題的專題研究，這些研究開始涉及我們所關注的社會結構這類宏觀問題。同時，近期以美國社會階級為對象所開展的越來越廣泛的研究工作，也對美國的族群生活給予了更多關注。我們在后文也會有機會提及這些討論和研究中那些最具相關性的內容。然而，在美國社會普遍存在對族群社區(qū)生活性質的忽視，這是學習“種族和文化關系”（ra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專業(yè)的每一個學生必須面對的現狀，而這一現狀很有可能是由以下幾個因素造成的。
    首先，那些把美國社會當中不同族群的社區(qū)生活加以區(qū)隔的邊界線通常缺乏明白清晰的可見度，社會科學家們的研究工作很可能受到這一因素的影響。白人和黑人社區(qū)的邊界是大致不變的，相關的研究工作也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開展。近期開展的有關猶太人社區(qū)生活的一些研究也基于類似的社區(qū)劃分，人們也預期學者們將會以大都市為場景對猶太人社會結構的各個階級層面開展全面研究。但是關于天主教徒社區(qū)生活的研究成果則一直很少，直至威爾 赫伯格的富有洞察力的研究著作《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人》出版之前，天主教徒社區(qū)生活從未出現在公眾的視野當中。而且，大多數有關宗教和民族群體的社會科學討論仍然集中在對它們的文化行為進行考察，想要回答的問題是：移民們和他們的后代在何種程度上接受了美國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和行為規(guī)范？這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我們也必須關注的問題，但是，關于社會結構的問題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收獲最多的研究成果。社會科學家們掌握的美國社區(qū)結構的知識相對較少，與之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在其他方向上開展的研究工作積累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有關“偏見研究”的出版物當中a，關于人性（personality）的研究有許多是與偏見相關的，這些研究是由美國猶太人委員會（the AmericanJewish Committee ）委托進行的，這就吸引了許多學者去關注群際關系中的這一個方面，而且強化了社會心理學家對人性和態(tài)度演變的傳統(tǒng)關注。在戰(zhàn)后的這些年代里，社會學家們對于不同場景下“小群體”的研究以及對在不同組織環(huán)境（如工廠或醫(yī)院）中人們行為演變的研究，也給予了一定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學術研究和理論探索開始傾向于關注族群（ethnic group ）這樣一些規(guī)模較大的社會結構的存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這本書可以被視作是對于“大群體”的社會學研究，我相信“大群體”這一社會現象值得我們給予比之前更多的學術關注。毫無疑問，“大群體”也是由存在于各種互動關系中的“小群體”和“個體”所組成的，但是，恰恰也正是因為這些大群體是通過互動關系所造就的，它們才特別需要我們去進行研究。而且，也只有在美國社會階級分化中發(fā)展出來的利益格局，才會使對于“大群體”的分析得以恰當地展現。正如我將努力加以說明的那樣，唯有在族群和社會階級的動態(tài)結合中，我們所期望的“大群體”研究才會富有結果。
    正是由于民眾和專業(yè)學者們對族群結構和結構性互動缺乏相應關注，所帶來的結果造成今天美國知識社會在整體上對群體互動中的社會結構發(fā)展目標缺乏清晰和深入的討論�！白杂芍髁x者”、善良的民眾、協調群際關系的專業(yè)人員（并不一定是截然分開的幾類人），他們都在反對種族、宗教和國籍偏見與歧視，而且希望看到這些現象從美國人的生活中消除。他們?yōu)樗�有的人—不論其“種族、宗教或祖籍民族”— 在所有領域得到平等的機會而努力。面對就業(yè)和住房等方面出現公開歧視行為這一確切的事實，他們聯合起來進行抵制。但是“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或墨裔美國人在未來的美國是應該保持或丟掉自己的群體認同”這一問題，卻幾乎沒有得到認真的思考，或者也差不多是被陳詞濫調所敷衍。我們向往的是“完全的同化”？是“熔爐”？還是“文化多元主義”？更明確地說，像友誼模式、組織歸屬、公眾事務參與、自我認同、價值沖突和價值整合、政治生活、偏見與歧視以及美國的統(tǒng)一性這些說法，它們每一個都有哪些具體含義？對于這些問題，并沒有什么經過深思熟慮而得出的現成答案。在這個維度上，不僅對于為未來設想的指導路線的討論少得可憐，而且在涉及社會結構時，對于“我們現今身處何處”這一問題的深入分析也同樣缺乏。作為對社會結構的最核心的思考，我把美國的族際關系比喻為在賽場上戴著眼罩疾馳的一匹賽馬，我的這一比喻也許稍微有點夸張，這匹馬既不知道自己曾經在哪里，不清楚目前在哪里，也不明白自己正在朝著什么地方奔跑，但是它仍繼續(xù)奔跑著！
    作為這個研究課題的一部分內容，我曾經訪談了美國的一些負責群際關系和社區(qū)群內生活組織的官員。在這些機構中，有許多都十分關注美國種族群體、文化群體和宗教群體之間的關系，他們只要在任何地方發(fā)現歧視和偏見現象后，就會努力去加以消除。有些機構在性質上即屬于族群內的組織，它們主要致力于本族群內部社區(qū)活動的發(fā)展，另一些機構則既關心族群內部關系，也關心族際關系的發(fā)展。我一共訪談了代表25 個不同機構的27 名官員，所有這些官員都在他們所在的機構里擔任著責任重大的職位。這些機構都是最著名的全國性私營組織，在今天的美國，它們和其他一些政府所屬機構或私營的州、市級組織共同在族際關系領域開展工作。表1 是訪談機構按照族群關注特性（主辦者、贊助者、核心關注領域）的列表。
    在這些訪談中，我的最主要的研究目標，就是了解這些機構對于社會結構、“同化”（assimilation）、“融合”（integration）和“群體生活”（group life ）的相關理論和模型以及美國社會結構的性質和長遠目標，給予了怎樣的關注和思考。我發(fā)現這些機構中的大多數（近四分之三）對以上議題幾乎沒有給予任何關注。這即是說，它們從未明確表述過下面這些原則性議題，也沒有對這些議題加以考察：（1）確切地描述美國的群體和社區(qū)生活的性質，（2）對這個國家的社區(qū)生活設定一些人們企望或愿意選擇（就各自群體自身的思考邏輯）的結構性目標，（3）結合人們選擇的社會結構目標的理論，在深層次上思考如何表述這些理論以及它在這些機構自身項目之間的各種關聯性。
    我不希望被人們誤解。即使是在最輕微的程度上，我在這里也沒有批評這些機構的日�；顒樱�或者甚至是批評它們?yōu)樽非笞约涸O定目標所開展的工作方式。作為研究族際關系領域的專家，我在啟動這一研究工作之前，就對這些機構的大多數項目和活動有所了解，而且對它們的業(yè)績十分尊重。和這些機構的負責官員們所進行的訪談，使我對這些組織在美國開展的反對種族和宗教歧視行動在知識探索和實踐效果方面所持的信心，得到了增強而不是削弱。當我回想自己在紐約、華盛頓、費城、波士頓和其他城市里與這些機構總部的各位先生女士的長談時，當我重讀他們關于機構項目和面臨難題進行的坦誠、深刻的討論時，我完全相信，在任何關注整體社會的專業(yè)領域，沒有其他任何組織比它們更具奉獻精神并完成更多的工作。但是，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們面對的是每天需要處理的大量具體問題和決定，他們的關注集中在那些公開表現出偏見和歧視的個案中，或者集中在公眾的即時議題上。在這樣的場景中，那些有關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的長遠性議題逐漸被忽視，時間一長，甚至會被完全遺忘。正如一個機構執(zhí)行人所說，“委員會必須急于處理每天最緊迫的問題，在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沒有時間坐下來討論這些［社會結構］議題”。
    我們的注意力可以暫時轉向那些專門關注“群體關系”的組織，它們確實提出了對社會結構進行思考、內容充實的報告。其中大多數報告是由關注印第安人或猶太人的機構提交的。關注印第安事務的機構事實上是被迫關注有關“社會結構”的議題，因為印第安人保留地的生活很顯然是一種位于明確地理邊界內的社區(qū)生活，而且這些印第安部落在歷史上與美國聯邦政府有著一種條約關系。這些印第安人應當保持他們的社區(qū)團體和文化？還是消失在美國主流社會的生活中？這正是政府政策辯論、民間關注和印第安人自我審視的重點所在。眾所周知，各印第安人部落總的來說希望保存它們自己的團體和文化，而在大多數歷史時期，美國政府的政策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壓制這一愿望。這些關注“印第安人”的民間機構都是“讓印第安人為自己的前途做決定”這一原則的熱心擁護者，因此它們在現實活動中也是支持印第安人傳統(tǒng)社會生活原則的。然而，這種支持并不是從對美國“群體生活”的基本點或理論出發(fā)，而是明顯地針對特定的印第安人部落，這些部落在歷史上曾遭受殖民征服和鎮(zhèn)壓，曾與聯邦政府簽訂條約，而且他們古老的文明模式與美國其他人口擁有的歐洲或西方文明差別很大。從我所了解的情況來看，這些機構與關注美國其他類型群體關系的機構十分不同，事實上，這些專注“印第安人”的機構并不去思考美國社會生活中存在的普遍性歧視和偏見問題，他們所關注的與這些普遍性問題甚至連一點邊也不沾。在所有關注群體關系的組織當中，他們在思維和行動上有著最為高度集中的關注點。
    那些主要關注美國猶太人生活、關注猶太人與其他美國公民關系的機構，對于普遍性的“群體生活”議題大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對這些議題有所考慮。這一點并不令人奇怪，這是由于猶太人在各帝國領地、在文化上是基督教一統(tǒng)天下的歐洲各國以及隨后在美洲所處的地位所造成的，可以說，自從基督教創(chuàng)立以來，猶太人一直屬于社會議題。18 世紀后期和19 世紀現代民主政體的興起以及工業(yè)革命和城市化時代的到來，使得這一議題具有了全新的社會背景。在20 世紀，納粹主義的惡性發(fā)展帶來的種族滅絕行動和以色列國家鳳凰涅槃式的誕生為它又加進了新的元素，這些都十分自然地推動猶太人的宗教領袖和社區(qū)領袖們不斷地思考美國猶太人和其他美國國民之間的關系。這些機構中的大多數［美國猶太人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都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支持著對于美國生活的“文化多元主義”理念—這種觀點將使這個國家各族群的亞群體社區(qū)生活和文化特點獲得合法性并得以延續(xù)，與那種單一形式的文化相比，這將可以為全體美國帶來更為生動和豐富的文化。對于這一理念，我們在后面將有更多的討論。在這些猶太人組織當中，也許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和美國猶太人理事會是近年來對美國場景中的社會結構調整問題最為關注和給予最多思考的機構。在1956 年，美國猶太人委員會組織了一次關于美國群體生活的研討會，在這個會上許多權威性學者和社會科學家們集中討論了這一議題。美國猶太人理事會最鮮明的特色就是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對猶太社區(qū)生活的意識形態(tài)和項目，以及它在當代美國猶太人生活中所處的少數派地位，所以它很自然地關注社會結構和文化適應等問題，其出版物也反映出了這一取向。
    我們不應該從以上討論中得出結論說，只有印第安事務機構和大多數猶太人機構支持美國的文化多元主義理念，在對這些機構的訪談和這些機構介紹自身項目和目標出版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我得出14 的結論是：這25 個機構中有19 個（占76%）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文化多元主義的觀點。換言之，它們支持各族群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自己文化特點及族群共同體的權利，而且認為這種文化多樣性對于整體的美國文化而言非常有益。
    其他六個對文化多元主義表現得毫無興趣的機構主要是黑人組織。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必然去反對其他組織的主張，也不意味它們在這一議題上站在反對的立場或者反對黑人們對文化多元主義的理念表示贊同。但是我從訪談材料和它們出版的宣言等得出的推論是，它們并不認為把一個黑人亞社區(qū)及其自身的機構保留下來對于美國黑人來說是一個值得向往的長遠目標——也就是說，是一個需要有意識地去追求的目標。在被問到他所在的組織如何看待黑人共同體的問題時，某黑人機構的一個負責人是這樣回答的：“我們希望看到人們有完全的自由選擇權，我們堅定地區(qū)分公共情境和私人關系，只要屬于朋友或私人交往范圍之內，這就是個人喜歡或不喜歡的問題。我們并不把它視作應受法律運作影響的事情。然而，我們相信，在平等身份條件下的交往中，這些帶有私人意義的交往最終會發(fā)生，當它自然發(fā)生時，我們認為這正是人們所向往的。［隨后］我們立場的邏輯是明確反對狹隘的偏見和反對社區(qū)化。［然而］在可見的未來，我們假定將出現一個可限定的黑人群體”（著重部分是我所加）。
    如果我們考慮到黑人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他們并沒有與美國社會主導文化不同的任何其他宗教價值體系，他們與祖先的文化的聯系已微乎其微或完全喪失，因此，這些機構對黑人共同體議題的冷淡并不難理解。對于最貧苦黑人大眾具有吸引力的黑人穆斯林運動，在這些年里得到一些呼應，表現了黑人社區(qū)分裂中的一種極端形式，提出了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以及與亞非人群的認同意識。在1956 年，由一群黑人知識分子成立的一個新組織，代表了社會、經濟和文化光譜上的另一端。它的名稱是“美國非洲文化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African Culture），它的目的是增進美國人（特別是美國黑人）對非洲文化歷史和現狀的興趣，并且傳播非洲文化的知識以及非洲文化對美國人的生活所做出的貢獻。在這個學會所組織的一個研討會上，它的主席霍勒斯 曼 邦德博士（Dr. Horace Mann Bond）是一位著名的黑人教育家，《紐約時報》報道的原話是這樣介紹的：“美國黑人對非洲的傳統(tǒng)反感和把非洲文物視作遺產中令人恥辱部分的想法，正在迅速轉變?yōu)閺娏业呐d趣和贊同。”《時代周刊》又加上了這樣的話：“這個學會的發(fā)言人預言，在美國黑人以自己為‘本土之子’（the native son ）的態(tài)度轉向堅信文化多元主義并對自己的特有身份感到驕傲的道路上，這次研討會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狈侵迖�家獲得獨立并興起，一些強有力而重要的非洲政治領袖踏上世界歷史的舞臺，這些事件無疑會對美國黑人的集體自我形象起到一種振奮人心的有益影響。c但是，在創(chuàng)立一種對持久的黑人共同體和獨特文化身份的渴求方面，這些外部的進展究竟能夠對大多數美國黑人產生多大的影響，這一點仍然有待觀察�！拔幕�多元主義”的觀點以某種方式在上述的群體關系機構中目前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我們不應因此就認為，這些機構認真思考過這一觀點的內容及其背后的意義，特別是對于美國社會結構和體制生活的不同方面的意義。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大多數情況恰恰相反，在這方面存在一個明顯的傾向，這就是把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思考局限于行為中的文化差異這個話題，同時輕視甚至忽略與社會結構相關的議題以及它們與社區(qū)的群體生活的關系。甚至在文化行為的領域，那些與各族群價值假設可能出現沖突的相關問題，也通常被忽略，或者僅僅被看到其相關的表層而已；而對那些有效用功能的民族文化而言，在價值差異中各民族文化可能存在局限性這一問題，雖然有時也會被提及，但顯然缺乏應有的深度。在我與被訪談的機構官員們交談時，我努力了解他們對于美國群體生活方面的想法，在我提及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中，有一個非常直接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