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研究”之路
——代自敘
我之關注大學問題，最早是因與夏曉虹合編《北大舊事》而廣為人知。但就學術思路的形成而言，則必須往前推十年。我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很自然地，牽涉到新教育與新文學的關系：“梁啟超以廢科舉開學校育人才為政治上的‘變法之本’；其實，這何嘗不是文藝上的‘變法之本’。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新教育’，就沒有中國現(xiàn)代小說，也沒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庇懻撉迥╅_始的書院改學堂，我的側(cè)重點在課程設置如何影響青年學生的知識結(jié)構(gòu)，乃至轉(zhuǎn)變其文學趣味與小說技法。這原本是獨立的一章，題目就叫“從士大夫到留學生”，洋洋灑灑，寫了三四萬字，寫完后，越看越虛，沒把握，刪繁就簡，就成了現(xiàn)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一章“導言”里的第四小節(jié)。功夫沒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堅信，自己的思路沒錯——談新文學或新文化運動，必須將其與新教育聯(lián)系起來。
1993 年秋到1994 年夏，我有幸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獎助，在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做研究。這是一段值得追懷的好時光——暫時脫離忙碌的日常生活，在一個陌生的環(huán)境里，靜下心來，自由自在地、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地讀書。你可以想象，在這種境況下，我會翻閱有關東大、京大的書籍，其中東大為百年校慶而編纂的“寫真集”《東京大學百年》，以及十卷本的《東京大學百年史》，其學術立場以及編纂策略，給我很大觸動。于是，寫了篇短文，題目叫《大學百年——從〈東京大學百年〉說起》，刊在1994 年10 月29 日《文匯讀書周報》上。文章劈頭就說：“再過四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學就將迎來百年大慶。沒人讓我操心，只是自己跟自己過意不去，老覺得該為它作點什么�！毙�慶紀念，很容易做成熱鬧有余而深切不足的“官樣文章”。因為“無官一身輕”，我愿意而且能夠做的，就是從學術的角度，來閱讀、敘述、品鑒、辨析這所大學的歷史，并借此凸顯某種精神價值。恰好，我所在的北大，有此潛能，值得認真經(jīng)營。
大概是1996 年春夏，我們開始了情趣盎然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開始見一篇收一篇，后來發(fā)現(xiàn)，這樣不行，編出來的書面目模糊。在這過程中，逐漸跳出幾個關鍵詞：首先是“老北大”。之所以將目光集中在“老北大”，既是退卻（“新北大”很復雜，一下子說不清），也是進取（可借此突出某種精神傳統(tǒng)）。其次是“故事”。無論是當初的“素描”，還是幾十年后的“追憶”，生氣淋漓的敘述中，均包含著若干誤傳與誤記；可這些東西不該隨意拋棄，因其更能體現(xiàn)“生命之真”。意識到這一點，我刻意強調(diào)“歷史”與“文學”間的張力。第三是“小品筆調(diào)”。這當然是與中文系教授的趣味有關——同樣記錄一件事，可以是浮光掠影，也可以是入木三分，我們當然愿意選擇有趣且雅致的文字。就像該書的序言說的：“雜感、素描、隨筆、小品、回憶錄，以及新聞報導、檔案材料等，有帶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將其參照閱讀，十分有趣。”
《北大舊事》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選本，與那篇題為《老北大的故事》的序言有關。借助這篇序言，我們將“大學”作為“永恒的風景”來觀賞、品讀的思路，得到了廣泛的了解與認同。說來好笑，這篇序言原本是交給一家大型文學雜志，編輯很喜歡，可最后關頭，主編看到“北大之鬧學潮，可謂淵源有自”字樣，大驚失色，堅決要求刪改。我不愿妥協(xié)，于是將文章轉(zhuǎn)給了《讀書》�！蹲x書》分兩期刊發(fā)，而且標明了“老北大故事之一”、“老北大故事之二”，留下了日后再接再厲，撰成“系列文章”的契機。這么說來，可謂“因禍得福”。
《北大舊事》編成于1996 年，序言發(fā)表于1997 年，至于正式成書，則遲至1998 年1 月。那是出版社方面的考慮，想借校慶活動的“東風”。其實，這樣處理，效果不是很好，容易被誤認為一般的校慶讀物——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我看來，“教育”無法完全脫離“政治”，但“大學史”不應該成為“政治史”的附庸——尤其是當我們將“政治”簡化為“黨派利益”的時候，更是如此。我在《哥大與北大· 教育名家》中提及：國共兩黨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對民國年間的“學潮”評價天差地別，但著眼點都是政局穩(wěn)定與否。教育家則不然，從培養(yǎng)人才的角度立論，對學生的“荒廢學業(yè)”不能不深表遺憾。1930 年冬，蔣夢麟出任北大校長后，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yè)生撰寫論文并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正規(guī)化。對于蔣校長的這一努力，1980 年代撰寫或修訂的北大校史，都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替蔣夢麟“評功擺好”，引來一些批評，我的辯解是：“我并不否認五四運動為北京大學帶來了巨大的光榮，也是歷屆學生引以為傲并極力追摹的目標，但我不主張將一部北大校史建構(gòu)成加掛教學和科研的‘學生運動史’�！痹谶@篇題為《大學史的寫作及其它》的答辯文中，我還提到：“恕我直言，北大百年，蔡元培校長引進的德國大學模式及其兼容并包精神，影響極為深遠；蔣夢麟校長推崇的美國大學模式及其正規(guī)化教學思想，同樣值得認真對待。將后者說成是為了配合國民黨的思想控制而采取的措施，似乎過于深求了些�！笔�年后的今天，承認著名教育家蔣夢麟的歷史功績，在學界已基本上達成共識。
北大校史的“變臉”，某種意義上，折射出了整個中國思想及文化的轉(zhuǎn)型。就拿北大校長來說，三十年前，我們不能確定馬寅初的貢獻；二十年前，我們對如何評價蔡元培拿捏不準；十年前，談論胡適時我們?nèi)匀慌e棋不定——而所有這一切，如今都成了“常識”�；蛟S，這就是“歷史的進步”。最近十年，大學史的研究突飛猛進，有外在的動力——各大學都努力給自己貼金，編撰校史時，不再有那么多的顧忌；也有內(nèi)在的原因——我們終于認可了，現(xiàn)代中國大學的建設與發(fā)展，事關國家民族的命運，應超越黨派利益，不該將其捆綁在階級斗爭的戰(zhàn)車上。
同是1998 年，緊接著三聯(lián)版的《北大舊事》，我在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了《老北大的故事》一書。一編一撰，二者對照閱讀，更有意思。前者讓大家對這所大學的“人和事”感興趣，后者則力圖發(fā)掘那些有趣的“人和事”背后隱藏著的各種沉重話題。就我自己而言，真正用心用力的，當然是《老北大的故事》。
1997 年春夏，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期間，因資料湊手，撰寫了一組短文，總題為《哥大與北大》。這八則先刊美國《明報》、后發(fā)表在《中華讀書報》的小文，借若干校長及教授的故事，鉤稽這兩所大學的歷史聯(lián)系�；乇贝蠛�，所撰《北京大學：從何說起？》、《北大傳統(tǒng)：另一種闡釋》等，那已經(jīng)是拉開架勢，將“北大”作為學術對象來審視和辨析了。在文體上，《老北大的故事》介于“專著”與“隨筆”之間，第二輯“校史雜說”較有學術份量，但也不同于專業(yè)論文。
跟專業(yè)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問題意識，首先是解決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學價值的追求。不過，一旦進入具體課題的實際操作，我還是努力保持史家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的風格。我說過，在中國，爭辯教育得失，不專屬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承擔的權(quán)利與義務。我已出版的幾本小書，大體上都是實踐這一諾言，即便不夠?qū)�業(yè)，起碼也是認真思考的產(chǎn)物。
北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學校，百年歷史上，九曲十八彎，是理解中國現(xiàn)代教育最好的切入口。這一特性，使我得以超越一般的“校史論述”，從“個案研究”，迅速上升到對整個現(xiàn)代中國大學命運的思考。單就這一點而言，我很慶幸。也正因為如此，“百年慶典”結(jié)束了，我的研究還可以繼續(xù)往前推進。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個“應景”的題目。
其實，中國各著名大學，大都有自己的校史編纂隊伍，也出版過相關著述。如逢五十大慶或百年盛典，更是推出系列出版物。可這些作品，或近于招生廣告，或類似工作總結(jié)，除了校友及少數(shù)教育史專家，很少有人關注。隨著《北大舊事》以及《老北大的故事》的出版與熱銷，眾多零散的關于老北大的私人記憶被集合起來，而且被作為一種“大學敘事”，加以辨析、闡釋與發(fā)揮。借助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來呈現(xiàn)所謂的“北大傳統(tǒng)”和“北大精神”，這種編撰策略，效果很不錯。于是，江蘇文藝出版社和遼海出版社緊接著組織了“老大學故事叢書”和“中國著名學府逸事文叢”。隨后出版的“中華學府隨筆”叢書以及“教會大學在中國”叢書，走的也是這條路子——談論大學的歷史，從硬梆梆的論說與數(shù)字，轉(zhuǎn)向生氣淋漓的人物和故事。此舉起碼讓大家意識到，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由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群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關于大學歷史的講述，不一定非板著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講得生動活潑。從“故事”入手來談論“大學”，既懷想先賢，又充滿生活情趣，很符合大眾的閱讀口味，才會一時間成為出版時尚。
談論大學的歷史，為什么選擇“講故事”？我在《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中談到，那是因為撰寫正史的權(quán)力，掌握在主政者手中，沒有足夠的檔案數(shù)據(jù)（以北大為例，1950 年代以后的人事檔案不能查閱），民間很難從事這項工作。而一旦成為官修正史（即便只是“大學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必定收斂鋒芒，回避矛盾。這樣的寫作，既不盡心，也不盡興。所以我才會讓開大路，自居邊緣，講述那些五光十色的“老大學的故事”。如此則講者別有幽懷，聽者心領神會。
至于你問為什么大家都關心大學問題，在《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大學》中，我提到外在原因和內(nèi)在原因，后者包括：第一，中國的大學體制及教育方式有問題；第二，跟其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一樣，中國大學也在轉(zhuǎn)型；第三，正因為有問題，在轉(zhuǎn)型，具備往各個方向發(fā)展的可能性，公眾才有批評及建議的熱情。最后一點同樣不該忽視：大學話題不屬于“禁區(qū)”，雖有些言不盡意，但總比以前捂著蓋著好多了。
我對北大的關注，從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學，到后來的注重現(xiàn)代中國學術，再到逐漸逼近作為現(xiàn)代知識生產(chǎn)基地的大學制度，這一學思歷程，使得我傾向于將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學史、思想史、學術史的脈絡中來考察�？墒牵�在“百年中國”的敘事框架中，討論北大的成敗得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里牽涉到論者的政治立場、理論預設、研究策略，也與敘述筆調(diào)密切相關。后者往往不被看好，以為是“雕蟲小技”。大概跟自家學術背景有關，談論中國大學，我不但關心“說什么”，而且注意“怎么說”。你若問什么是好的“敘述筆調(diào)”，其實沒有一定之規(guī)，關鍵在于，必須契合論述對象以及個人趣味。
我談北大，關注“北大人物”，那是因為我“人在燕園”，希望借梳理若干師長與這所大學結(jié)下的不解之緣，來親近、體貼、理解、闡釋這所大學。這么一種個人化的敘述，有好處，也有局限。因“結(jié)緣”而帶來的強烈的主觀色彩以及作者身影的浮現(xiàn)，使得這組文章多了些激情與溫馨，而相對缺少距離與冷靜。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對于“半文半學”的論述策略，其長其短，作者必須心里有數(shù)。
作為史家，我承認個人經(jīng)驗對于歷史書寫的意義——前輩的“追憶文章”如此，我的“故事考辨”也同樣。辨析國人對于“大學”的想象，需要堅硬的史料（如檔案檔），也需要華麗的樂章（如詩文小說）。虛實之間，構(gòu)成巨大的張力，讓史家得以穿梭其間，馳騁想象，揮灑才情。這樣的“大學研究”，不涉及辦學規(guī)模、經(jīng)費預算以及綜合實力評估等技術因素，顯得有點“虛”；但其注重“個性”與“表述”，凸顯“故事”與“精神”，在林立的教育史著述中，另有一番風情。
我曾多次提及，中國的高等教育分成三千年的“大學”和一百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難直接過渡。正是這樣一種區(qū)分，使得我樂于為中國大學“尋根”——探討諸如傳統(tǒng)書院能否實現(xiàn)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問題。所謂為中國大學“尋根”，包括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第一，史實鉤稽；第二，理論反省；第三，現(xiàn)實需求。在史實層面，我以為現(xiàn)代中國大學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是晚清以降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另起爐灶”弄出來的，跟西漢的“太學”或明清的“國子監(jiān)”沒有直接關系。為了所謂的“民族自尊”，而刻意拉長中國“大學”的歷史，既沒必要，也不可能成功。
這么說，不等于否定中國大學“尋根”的價值。我對20 世紀中國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賞，但對其拋棄悠久的書院傳統(tǒng)則深表遺憾。在《大學之道——傳統(tǒng)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中，我從教育體制、教育理念以及教學方法的角度，談論傳統(tǒng)書院教育如何成為今日中國大學改革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上У氖�，像《傳統(tǒng)書院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以無錫國專為中心》那樣的個案研究，目前我做得太少，還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但我用來質(zhì)疑“接軌”熱潮的“中國經(jīng)驗”，既包括傳統(tǒng)書院，也包括百年中國大學史�！吨袊�大學十講》中，除北大外，我還關注清華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lián)大、無錫國專等，這份名單，一看就是“別有幽懷”。
學以救弊，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學者去直面乃至抗衡。1920 年代，蔡元培先生曾說過，對于傳統(tǒng)中國教育，不宜估計過高——他擔心表揚傳統(tǒng)教育會壓抑國人學習西方的熱情；今天情況完全變了，“接軌說”已成主流，從官員到學界到大眾，開口閉口都是哈佛、耶魯，恨不得直接拷貝任何一所稍有名氣的西方大學。正因此，我才有必要跳出來，批評“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tǒng)中國’以及‘現(xiàn)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我當然明白，傳統(tǒng)書院或民國年間的大學，有很多弊病，之所以熱心“發(fā)潛德之幽光”，不外是希望借此拓展學術視野，增加不同的思想資源，免得21 世紀的中國大學，真的變成“歐洲大學的凱旋”。
我借用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來呈現(xiàn)所謂的“北大精神”。這種寫作方式，日后成為各大學校慶寫作中經(jīng)常借鑒的模式，可惜大都僅得其皮毛。首先，我講“故事”，不僅僅是因其“好玩”，更因這些故事蘊涵著某種我認可的“精神”，這才值得我去上下求索、左右開掘。其次，假如將“老大學的故事”作為閱讀、考辨的對象，那么，需要史家的學養(yǎng)與眼光，而不僅僅是文人趣味。第三，無論什么時代，“大學”的生存與發(fā)展，都與整個社會思潮密不可分，必須將政治、思想、文化、學術乃至經(jīng)濟等納入視野，才能談好大學問題。第四，必須超越為本大學“評功擺好”的校史專家立場，用教育家的眼光來審視，用史學家的功夫來鉤稽，用文學家的感覺來體味，用思想者的立場來反省、質(zhì)疑乃至批判，那樣，才能做好這份看起來很輕松的“活兒”。
談論中國大學，可以是專業(yè)論文，也可以是即興演說，還可以是隨筆、短論、答問等。之所以長槍短棒、匕首彈弓一起上，一是兼及歷史與現(xiàn)實，努力介入當下的社會（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為文略嫌匆促。在《北大精神及其它》的“后記”中，我談到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學撰寫沉甸甸的專著；但同時，我也表示，不悔且不薄如此尋尋覓覓的過程。因為，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能夠調(diào)動研究者的激情與想象力、具備許多學術生長點的好題目，即便山路崎嶇，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嘗試�！�
我曾經(jīng)說過：“從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的朋友，都是潛在的教育史研究專家。因為，百年中國，取消科舉取士以及興辦新式學堂，乃值得大書特書的‘關鍵時刻’。而大學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蘊涵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精神，對于傳統(tǒng)中國的改造，更是帶根本性的——相對于具體的思想學說的轉(zhuǎn)移而言。”反過來，教育史的思考與撰述，對我從事文學史或?qū)W術史的研究，大有裨益。這一番“游歷”，在我已出版的《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等書，以及正在撰寫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更重要的是，此番“越界”，開拓了我的學術視野，養(yǎng)成了不受學科限制、自由馳騁的閱讀以及思考的習慣。恕我大膽，借用林語堂的《四十自敘詩》，真可謂“從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筆更自如”。
至于說我對中國大學問題的探討，到底有多大的收獲，這很難說。或許，還不到結(jié)賬的時候，我的思考仍然“在路上”。有問題意識，有真切感受，也有若干精彩的個案研究，但搭不起自家獨立的大廈。惟一敢說的是，意識到思想、制度、話語方式三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并略有 “觸摸”，如此而已。希望有一天，我真能像朱熹說的那樣，“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ǎng)轉(zhuǎn)深沉”，那時，再來刪繁就簡、推陳出新，發(fā)布我探討大學問題的“最大成果”。
既然是“在路上”，自然不肯輕易放棄。在《大學何為》的“自序”中，我提到，會從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gòu)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是什么、有什么、還能做些什么。
附記：以上自敘文字，大都借用我答《出版商務周報》記者的提問；這則“答問”，曾以《書里書外話“大學”》為題，刊2007 年10 月28 日《出版商務周報》第22、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