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導讀

陽明學的傳世經典

吳震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史上，有許多傳誦不絕的思想經典，如《論語》、《孟子》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而《傳習錄》也無疑是儒學史上的一部重要經典，十六世紀王陽明（一四七二至一五二九）的心學思想（又稱陽明學）便凝縮在這部經典當中。其中含有王陽明經由整個生命體驗而創(chuàng)發(fā)的豐富且重要的哲學智慧，例如陽明學的標志性口號——“致良知”便是王陽明“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的而不是從書齋的經驗知識中歸納出來的，而“致良知”與“心即理”、“知行合一”、“萬物一體”等觀點不僅是陽明學的智慧結晶、重要理論，而且業(yè)已構成儒學傳統(tǒng)中最富代表性的內容之一。

也正由此，閱讀《傳習錄》既是了解王陽明心學理論，同時也是了解儒家思想文化傳統(tǒng)的一項重要途徑，當然也是我們今天提倡重讀儒家經典、重訪儒學傳統(tǒng)的一項重要議題。

一、陽明學乃是儒學史上的一大理論高峰

在宋代以來中國近世儒學史上，陽明學與十二世紀朱熹（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開創(chuàng)的朱子學并列，形成朱熹理學與陽明心學的兩大理論高峰，共同構建了孔孟以來第二期儒學運動，史稱宋明道學或宋明“新儒學”（Neo-Confucianism）。如果說兩者同樣作為儒學理論，因而在儒家價值觀等根本問題上秉持著相同的信仰及其追求，那么在如何成就自己德性的具體問題上，心學與理學所設定的方法路徑卻顯出重大差異。

大致說來，朱熹理學設定世界是由理氣所構成的，理既是物質世界的所以然之故，同時又是人文世界的所當然之則，它代表整個世界的價值、秩序及規(guī)范，而氣則是一切存在的物質性基礎，人生亦不免受理氣兩重性的影響。因此，一方面理在心中、心具眾理，心具有統(tǒng)合性情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之所以可能的依據則是心中之理；但是另一方面，人心乃至人性又是稟受陰陽兩氣而生，不僅構成人性中的氣質成分，而且也是人心之能知覺的基礎，故人又非常容易受到氣質蠢動的影響，例如人們往往容易被物質利欲所牽引，從而導致人心或人性偏離正軌、迷失方向。

因此按朱熹理學的一套工夫論設想，我們唯有通過格物致知、居敬窮理——即通過學習而明白事理——等方法來不斷改變自己的氣質，克服人心中的私欲傾向，以打通由氣的介在而使心與理之間產生的隔閡，并最終實現心與理一的道德境界。這一為學路徑可簡化為：由“道問學”上達至“尊德性”的實現。無疑屬于儒學傳統(tǒng)固有的一種為學模式。

然而陽明心學的核心關懷不在理氣論而在心性論，其基本預設是“心即理”，可謂是心學“第一哲學命題”，其核心觀念則是“良知”。良知是人的基本德性，是人心之本體，同時也就是天理，故良知心體乃是一切存在的本源，人的良知賦予世界以意義，若沒有人的良知，則整個世界的存在就無法呈現其價值和意義。關于這一點，陽明用一連串的強言式命題——“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等來加以表述，而這些看似違背常識的說法，其實正是陽明學第一命題“心即理”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其意旨則是相同的，都旨在表明心與理不僅是一種相即不離的關系，更是直接同一的關系。

按陽明心學的理論預設，心性理氣自然打通為一，心即理、心即性、性即氣三種說法可以同時成立。更重要的是，心與理并非是相悖之二元存在而是直接的自我同一，也就是說，作為理的價值秩序、道德規(guī)范不是外在性的而是直接源自道德主體。

那么，何謂道德主體呢？按陽明的設想，良知便是道德主體——用陽明的說法，又叫作“主人翁”或“頭腦”，即良知作為一種直接的道德意識，同時又是直接的道德判斷之主體，能“自作主宰”，故又是作為“軀殼的主宰”或“意之主”的“真己”——最為真實之存在的自己。而作為直接的道德判斷之主體的良知必具有自知自覺的根本能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般，更無須倚傍他人或憑借他力，只要一念萌發(fā)，內在良知即刻啟動，便自能知是知非，一切善惡更是瞞他不得。關于良知自知的這一特性，陽明又稱之為“獨知”，他有兩句著名的詩句生動地表達了這一觀念：“良知即是獨知時”、“自家痛癢自家知”。正是基于良知自知或獨知的理念，故道德行為的是非善惡最終唯有依賴于良知自知的判斷，而無須訴諸外在的種種人為設置的規(guī)范，換言之，外在的社會規(guī)范終須經過一番心體良知的審視才能有助于道德行為，而道德行為得以施展的內在動力卻在于心體良知而不是為了服從外在規(guī)范。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良知就是唯一的“自家準則”。由此在德行的方法問題上，陽明學主張只要依此良知主體去做，并隨時隨地在事事物物上落實致吾心之良知的實踐工夫，最終便可實現成德之理想——用儒家的說法，就是成圣成賢的道德理想人格之實現，用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使自己過上一種好的道德生活。

二、陽明學是對儒學思想傳統(tǒng)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無疑地，陽明學以良知為人的基本德性，自有深厚的儒學思想傳統(tǒng)之淵源可尋。早在先秦原始儒家，與德行問題并重的乃是德性問題，《尚書》中“明德”之概念便是德性之意，而儒學史上膾炙人口的《大學》“明明德”之說，亦顯是對德性而言。更重要的是，陽明心學乃是對儒學思想傳統(tǒng)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事實上，王陽明對于儒學傳統(tǒng)在于“心學”這一問題是有充分自覺意識的，他曾明確斷言“圣人之學，心學也”，并指出宋代以來被道學家所抉發(fā)的堯、舜、禹授受的“十六字心訣”中的“人心”、“道心”說，乃是儒家的“心學之源”。落實在儒學歷史上，陽明認為孟子之學便是心學之典范，而在宋代儒學史上第一次提出“心即理”之命題的陸九淵（一一三九至一一九三）之學堪稱“孟氏之學也”，陽明自己則表示他是陸學的接續(xù)者，在陸九淵與朱熹之間發(fā)生的朱陸之辯中，陽明也明顯袒護前者，甚至撰述《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該書在多種《傳習錄》單刻本中被作為附錄所收），表示朱熹晚年自悔早年之說，其為學旨趣開始趨近于陸九淵，盡管這部書所收的文獻并不盡是朱熹晚年之作。故就思想史的史實看，所謂的“朱子晚年定論”是不無疑問的。

然而在心學意義上的道統(tǒng)歷史當中，王陽明并不承認朱熹有接續(xù)道統(tǒng)的資格，相反他認為由陸九淵上溯至程明道（一〇三二至一〇八五）進而推至先秦孔孟的儒學傳統(tǒng)，才是儒家心學的道統(tǒng)譜系。至于陽明自己在儒家道統(tǒng)上的地位，其弟子如薛侃（一四八六至一五四五）便已直言陽明之學乃“孟氏之學”，將陽明直接定位在孟子之后，凸顯出陽明心學的重要歷史意義。的確，在陽明看來，孟子之后，道統(tǒng)失傳，在此后的歷史發(fā)展中，究竟誰能上承儒學之道統(tǒng)，其判準惟在“心學”而不能是朱熹所謂的“理學”。

要之，陽明對朱熹理學抱持一種自覺的批判意識，以為朱熹所主張的窮盡“一草一木”之理，其結果必引發(fā)一個問題：“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這構成了陽明的重要問題意識。另一方面，陽明對于陸九淵的心學思想雖有基本肯定，但也有不滿，認為陸學比起周程（周敦頤、程明道）仍有所“不逮”，在學問上不免“粗些”。因此我們說，陽明學并不是陸九淵心學思想的簡單重復。

的確，從歷史上看，王陽明與陸九淵、程明道、孟子之間固然存在重要的承續(xù)關系，然而在理論形態(tài)上，顯然陽明的心學理論更有超越陸九淵、程明道的一面，在上承孔孟尤其是孟子心學的同時，又有新的理論創(chuàng)發(fā)，從而形成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套系統(tǒng)觀點為特色的儒家心學理論新高峰。

三、王陽明的身世及《傳習錄》的結構

那么，《傳習錄》究竟是一部怎樣的經典呢？我們先從人物介紹說起，進而對《傳習錄》的結構略做解說。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余姚縣（今浙江余姚市）人，世稱陽明先生。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進士，歷刑部主事等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嘉靖六年（一五二七）九月，陽明起復出征廣西，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五二九年一月九日）卒于歸途中的江西南安（今大余縣），故《傳習錄》的記錄實止于嘉靖六年九月。嘉靖初，因平亂有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元年（一五六七）追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歷十二年（一五八四）從祀孔廟。

王陽明的著作有《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今存隆慶六年（一五七二）謝廷杰刻本，后被《四部叢刊》初編所收（見參考書目），現在通行的標點本《（新編本）王陽明全集》六冊（見參考書目）即以此為底本。《全書》開首三卷即《傳習錄》，分為上、中、下三卷。

從書名看，“傳習”兩字取自《論語》“傳不習乎”一語，按朱熹的解釋，“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大意是說，師生傳授學問。其實《傳習錄》乃是陽明與其弟子之間的對話記錄，是陽明與其弟子在長達十余年期間，就儒學等各種思想問題進行對話的“實錄”，大多出自其弟子之手，顯示出陽明與其弟子的思想互動。在文獻學上，這類文本又被稱為“語錄體”，乃是儒學史上常見的著述形式，例如《論語》及《朱子語類》便分別是孔子及朱熹與其弟子的對話錄。

《傳習錄》上、中、下三卷分別代表《傳習錄》成書的三個時期，上卷刊刻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八月，中卷刊刻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十月，下卷刊刻于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四月。按照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見參考書目，下稱《集評》）的條目統(tǒng)計，上卷共一百二十九條，其中徐愛錄十四條，陸澄錄八十條，薛侃錄三十五條。徐愛（一四八七至一五一七）為陽明弟子及其妹婿，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底，陽明與徐愛由南京同舟歸越，途中論學不輟，上卷十四條之記當始自是年，其中有關“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問題探討是其重點。陸澄（生卒不詳）及薛侃的記錄則反映了正德九年（一五一四）至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之間的陽明思想。

《傳習錄》中卷是陽明弟子、紹興府知府南大吉（一四八七至一五四一）在上卷的基礎上，新增九篇（《全書》本稱八篇）陽明給門生或友人的書信，與上卷合并，于嘉靖三年刻行，又稱“續(xù)刻傳習錄”以別于正德十三年的“初刻傳習錄”，只是《全書》本的《傳習錄》中卷后經陽明另一大弟子錢德洪（一四九六至一五七四）的增刪，已非南本舊貌，彼此間頗有出入，并新增《示弟立志說》、《訓蒙大意》兩篇附于末。王陽明曾親見這部“續(xù)刻傳習錄”，并且表示該書的出版對于“共明此學于天下”將會起到一定之幫助，這表明陽明自己是很看重這部書的，盡管他未看到下卷的出版。

《傳習錄》下卷共收一百四十二條，記錄者有陳九川、黃直、黃修易、黃省曾、黃以方等陽明弟子，記錄的時間大致在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至嘉靖六年（一五二七）之間。該本內容主要反映了陽明晚年的思想觀點，特別是“致良知”、“萬物一體”以及逝世前一年提出的“四句教”最為著名。

將上述三卷合并，收入《王文成公全書》之際，又將王陽明撰于正德年間的《朱子晚年定論》（刊刻于正德十三年）附于卷下之末，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傳習錄》全本，至此《傳習錄》的結構最終形成。

總之，《傳習錄》一書共由三百四十二條組成（取陳榮捷《集評》之說），大致反映了陽明三十七歲“龍場悟道”之后的思想成熟期——即四十一歲至五十六歲之間的思想觀點，其中四十九歲那年（一五二〇）陽明揭示的“致良知”說，則是陽明晚年思想的一個標志。

四、關于選錄的底本及相關說明

本書是對《傳習錄》的選錄，以陳榮捷《集評》為底本，校本則是《王文成公全書》以及《（新編本）王陽明全集》。唯選錄時對某些文字過長的條目做適當刪節(jié)以避繁冗，每條段首的左側數字為本書的條目數，而右側數字則是陳本的條目數，以便查核原本，名詞解釋主要參照《集評》本，現代語譯參考了《傳習錄全譯》本（見參考書目），并盡量做到精簡，“賞析與點評”部分主要參照《〈傳習錄〉精讀》（見參考書目），意在適當點出陽明語的精髓所在，以為我們進一步領會陽明學奧義之一助。

但是，《傳習錄》作為陽明語錄的一部記錄，其實并不全，在此書之外，還存有大量陽明語錄，一般稱之為陽明佚文，而有關陽明佚文的輯佚工作，早在十九世紀日本陽明學者佐藤一齋（一七七二至一八五九）撰述《傳習錄欄外書》之際就已經著手進行，陳榮捷（一九〇一至一九九四）又在此基礎上，經過一番輯佚，集成《傳習錄拾遺》五十一條，附在《集評》之末，其中有不少重要的陽明佚文，此次選錄之際從中擇取若干條。

此外，陽明弟子曾才漢編校的《陽明先生遺言錄》上、下兩卷以及朱得之所輯的《稽山承語》一卷亦存有不少為《傳習錄》未見的陽明語錄，其中有一些頗為重要。此次選錄也從中選取若干條，以《（新編本）王陽明全集》卷四十“補錄二”所收底本為準。

最后有關此次選錄工作有幾點說明：卷首及各篇導讀由吳震撰寫，譯注及賞析與點評由孫欽香撰寫，由吳震通讀全稿并修訂。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總編輯李占領先生的熱情約稿，是促成本書的機緣，對于他的信賴，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謝！

最終我們所能期望的是，通過品讀王陽明語錄的思想精義，大家能從中獲取有益于自己安身立命的養(yǎng)分。